杭州是苏轼除开封之外为官时间最长的城市，两度赴任，加起来将近五年。 自从东坡来过，这里的模样、风韵便迥然不同：前一次，湖山令他流连，他则妙笔生花，为之倾情代言；后一次，他不但清除积弊，还以巧思妙想，优化西湖。东坡的足迹，让杭州添了无数诗痕、趣事，愈发风月无边。

九十年前，电影明星阮玲玉在妇女节当日自杀身亡。近百年之后，外界既将她描绘成遭受封建余毒摧残的苦难女性，又把她塑造成代表职业女性的天才艺术家，而除了几纸遗书、零星资料与寻之不遇的地理留痕，阮玲玉本人已经被湮没在如黄浦江一样涌动的历史潮流之下。 生于春、逝于春的阮玲玉，若再有人生，也许不再依附、不再寄托，才有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新女性。

屯兵鄂州七年的岳飞闻讯出兵，挥师逆袭，大举北伐，这就是岳家军在郾城、颖昌等战役中大展神威连败金军却又因十二道金牌功亏一篑的绍兴十年北伐。 归根结底，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州”与“武昌”地名的逆转一样，南宋军队的服务对象其实也在朝廷与岳飞之间发生了逆转：朝廷要的并不是一支服务国家的军队，而是服务赵家一己之私的私兵，而岳飞在鄂州编练的岳家军，才是矢志北伐，收复旧都，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的南宋军队。 岳飞、岳家军乃至南宋王朝的悲惨命运，正是根植于帝制时代的这种悖逆之中。

王家卫把刘以鬯原著《对倒》里的话打在银幕上，仿佛就是为了在这个分毫未变的雨夜被后来的旅人忆起。暑夜飘雨的南洋，似异域又似原乡，砂拉越难分难解的往事，就此起手开头…… 离开古晋前的一个中午，立于南侨机工纪念碑前，尽管纪念碑是如此地简陋朴素，我仍有触摸到历史现场的错觉。飘零的花果随风吹散，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蔽日，但当我穿越锣鼓喧天的迷雾，本以为惊心动魄的灵根自植之处，竟是如此静默无声。

抗战时，内迁大学有三坝之说，即成都华西坝，那里有华西大学和齐鲁大学，地处大后方的天府之国，条件较好，称为“天堂”；重庆沙坪坝，那里有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称为“人间”；而西北联大所在的古路坝偏在大山沟里，条件最艰苦，称为“地狱”。 八十年前的西北乡村，入夜便是沉沉的黑暗，除了偶有明月朦胧映照，大地宛如混沌未开。但是，古路坝七星寺是一个例外。入夜，远远望去，七星寺的灯光——汽灯之光、油灯之光和蜡烛之光——彻夜不息，成为当地一个著名的地标：七星灯火。 七星灯火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无论在多么黑暗的长夜，总有人试图用一炬微弱的光芒去烛照人生，烛照世界……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说，湖州山水清远，富足安宁，一向被视为优待贤者的佳郡，然而，有两句话似有弦外之音，惹出灾祸：“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谢表立刻成为靶心……

我和丹麦的Hygge不期而遇，那种传说中无法翻译的快乐，它是舒缓的，描述一种生活舒适满足的状态。 Hygge使丹麦文化输出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成为一个形容词, 它可以用来形容人，也可以用来形容物，或者自然环境，它是一道让人心头一振随之一宽的神奇之光。 我的丹麦之旅，就是尝试借着那道光，去“翻译”一下这个存在于丹麦上自王室，下至平民中的生活概念。

一条“升龙道”串起了日本中部和北陆地区的诸多景点，世界文化遗产白川乡合掌村、日本三名园之一兼六园……通常作为升龙道的起点——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还是“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出生地，那么从“升龙道”上行，真的使人应接不暇吗？

历数大明与后金的九番大战，袁崇焕从军之前的抚顺、萨尔浒、辽沈与广宁之战以及在他被处死之后的大凌河、松锦与山海关之战，后金都稳稳地控制了战场主动，唯有袁崇焕主导的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明军夺回了战场主动，牵着后金军的鼻子走，标志着明军在辽西走廊重新站住了脚，揭开了未来的无限可能。 袁崇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爱国热忱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抗争勇气，最终换来的是在熊熊战火中燃尽自己，沉入大明王朝的一片灰烬之中。 直到明朝灭亡，袁崇焕主导下建成的宁远城从未被攻破。时至今日，这座城池及其罕见的弧形瓮城在落日的余晖下依然绽放着雄浑清峻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