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 “到了年末，为满足指标，有的案子能不结的先不结，但我们办的刑事案件也计入刑检的指标，刑检条线又有结案率的要求，”该检察官说，“所以我们结一个案子先要算一串数字。” “省检察院要求通报的指标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市院在省院的基础上又提高要求。到我们基层时，这个数字就一点一点被加上去了。”

原临沂市工商局曾向临沂市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鉴于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回转等特殊情况，恳请市政府届时出面协调处理。一副市长批示：“同意届时出面协调处理。” 2021 年 12 月，最高法再审判决认为，股东增资扩股无效。有了这份判决，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再次向临沂高新区审批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依然无果。

解除TikTok禁令在法律上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立法程序中，需要让许多议员改变态度并克服复杂程序才能废除法案；在司法程序中，TikTok需要说服法院，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在行政程序中，新政府可以采取措施“绕过”法案禁令，但其有效性难以预测。

公安分局将打架和“绑架”并案处理，对双方都作出治安罚款200元的处罚，两桩案件就此和解。 “法院提前介入侦查阶段，缺乏法律依据，只是‘严打’中形成的习惯”，但在涉黑涉恶案件中，这种做法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何解决“占坑式辩护”，理论及实务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一种可能的做法是，至少让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一次当事人，以确认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刑诉法过去3次修改都扩充了辩护权的具体内容，但每次新增权利的实现都面临着形式上的障碍，主要矛盾是权利行使的受阻和不畅。

2023年，全国仲裁机构共受理仲裁案件60.7万件，同比增长27.8%，标的总额11602亿元，同比增长17.66%。 由于机构改革、领导变动等多重原因，中国仲裁协会“尚未有效成立”。此次草案一审稿规定临时仲裁需向中国仲裁协会备案，但因协会尚未正式成立和运作，备案在一段时期内将无法进行。

判决书显示，卫明栓的服刑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起至2024年1月19日止。但实际上，他被刑事拘留的时间是2021年1月20日，准确的服刑时间也应该是2021年1月20日起至2025年1月19日止。 如果当时就发现，检察院可向法院直接提出，法院作出裁定更正即可。“按理，检察机关在审判和在执行中是可以很快发现的。”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个别二审、再审法院因顾忌本辖区质效数据，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这种行为美化了数据，但无疑会损害司法公信。 创设案-件比指标，就是要引导各级法院将重心从“案件结没结”转向“矛盾解没解”。“件”数越多，说明一个“官司”经历的审判执行程序越多、当事人感受越差。 案件情况是复杂的，总有一些不可控的客观原因影响审理进程，追求100%的审限内结案率，就违背了司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