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意识到了自传的政治性是多么强大——自传令人不安，当你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沙发里阅读自传故事的时候，你知道书中的故事真实发生过。” “当媒体和政坛中的资产阶级人士声称工人阶级不复存在时，普通人的痛苦与愤怒日积月累，因为他们的遭遇不再被看见。如今全球各地极右翼的兴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噬——普通人被隐身太久了，他们以种族主义的语言获得存在感，而极右翼从普通人的困境中收获政治利益。”

当户籍登记只是成为一个人口管理手段的话，这些常住人口就可以及时地转化为户籍登记人口，而现在的障碍是，户籍制度还附加了其他很多跟经济相关的利益。 在文化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形式主义以及民粹化的倾向。

“他们（巴金和缪崇群）之间存在着性格上的共鸣之处。我们对于他们抗战时期的作品进行一番比较就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类似性：虽然不忘怀抗战的大义和民族的自尊自豪，但是更要注意到‘小人’的生存状态，即‘小事’，从‘弱者’的角度观看现实。”

“阅读谷川俊太郎，很容易发现，在他的诗歌里，时间的节奏常常十分缓慢，甚至完全凝滞，这些诗仿佛就存留于时间的某个横截面里。” “谷川一生在国内外获奖无数，但拒绝接受政府和带有政治意味的任何奖项。为此，他婉拒过日本总理大臣奖、天皇颁布的勋章以及周边国家授予他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奖项。”

因常年锻炼而保持姣好身材的努斯鲍姆会身穿亮黄色套装、手拎设计师手袋出现在课堂上，与普通学者朴素低调的风格截然不同。 “我不认为任何严肃的哲学家会认为情感是一个女性话题，如果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我不会去回应无知的人。我之所以从事我所做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真实且重要的，不论它是否流行。”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的看法，1933年后留在德国的作家几乎没有创作出不错的作品。 面对重大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反应多么不同。悲伤与愤怒有多少，投机和谄媚就有多少。世界总是在变化，美德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站队那么简单。

二十多年前，他去都江堰参加一场笔会，站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古堰上，望着水中的漩涡发呆，这是流逝与永恒在对话。 “先人的事迹一旦与风景相交融，便有了弥足珍贵的厚度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