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的三亚保卫战
今天，人们去三亚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享受清澈的海水，要感谢11年前发生的一场三亚保卫战
“媒体突破，NGO（非政府组织）跟进，借助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有威望的社会人士来强化民间力量，再寻找体制内的合适人选，把民间的意见和意志强有力地输送到体制内去。”记者Y说。
11年前，他发起了一场海南三亚保卫战，而这“可能是国内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民间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合作，干预环境污染大型建设的案例”。
这是11年来Y首次向外界透露那次“三亚保卫战”的细节。
全世界最荒诞的城市定位
1996初，Y看到一份项目论证报告，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拟利用北部湾莺歌海盆地刚发现东方1-1大型天然气气田，在三亚市建设亚洲最大的化肥厂（以下简称“大化肥”），而且要修改三亚的规划，把三亚变成一座“大型化工旅游城市”。
根据项目报告，大化肥厂建在三亚市西北方向的梅山镇，占地8平方公里，建成后年产405万吨合成氨和750万吨尿素，总投资高达100亿人民币，是一个超大型的化工项目，投资规模在国家计委审核项目的前五位。这个项目当时就受到有关人士的质疑。“大型化工旅游城市？你觉不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荒诞的城市性质的定位？”
常年关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Y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度污染环境的项目，一旦建成，会毁掉三亚。中国的化肥资源短缺，每年需要进口2000万到3000万吨，但这决不是在三亚这个地方建设大型化肥厂的理由。国务院批准的海南省规划，有西部工业走廊，东方县和洋浦都是合理的选择，为什么偏要在三亚？
其时，三亚大化肥项目已经筹备了一年多，通过了中国国际咨询投资公司的论证，已经全部完成了包括环境评估在内的技术、经济和法律的论证程序。大化肥项目，看似已经成为一只锅里煮熟的鸭子。
媒体曝光
在这个节骨眼上，Y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三亚大化肥项目的环境论证报告不对劲：“一般围绕着海洋的大型项目，环保评估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参数：风向和洋流，而这份由某设计院作出的论证中，风向和洋流方向，显然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是，大化肥排出的污水向外卷入了北部湾，不会南下三亚；废气被内陆来风吹向了大海，不可能影响到内陆著名的尖峰岭热带雨林。这两个结论是有问题的。”
“利用自然资源、气田并不是问题，本质是合理而可持续、并且在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利用。”Y决定要动员民间的力量，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把它叫停。
不久，Y写了独家新闻稿，由于背景复杂，他便化名发表在了一家著名的报纸上。稿件虽然刊登在二版不显眼的位置，但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海南当地媒体迅速跟进。
“选择媒体打响第一枪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从逻辑上来说，媒体应该具备该项目会‘见光死’的自信。第二，媒体的先期介入，给专家们和民间力量造成了公共舆论的由头，好随之介入。”Y说，“光有舆论是没有意义的，老百姓没有资讯来源，舆论的强制力也不够。”
NGO婉拒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了一家著名的绿色NGO组织，“这是我国第一个比较稳定的、官方也比较认可的民间NGO，他们是有渠道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民间的势力，请他们出面来阻止大化肥项目这个东西最好不过。”
怀抱一腔热情，Y托人找到了该会会长，希望能借这位名门之后的声望和渠道，向政府高层传情达意，遏制大化肥项目。会长婉拒。他说：“我们只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
一盆冷水泼在了Ｙ的头上。直到今天，他仍然耿耿于怀：“这句话非常经典，反映了当时NGO的一个心态——只能管芝麻，不能管西瓜，也不愿管西瓜，管西瓜有风险。”
官员介入
Y还有其他人选——前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
“在我看来，曲格平是一个正派的，有良好从政声誉的官员，虽然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是我对他有个基本的判断。而且人大环资委在法理上是监督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全国的环保情况的，他们有权力介入这个事件。”
今天，Y依然庆幸当时找到了曲格平这个人。“我在体制内要找的人，必须具备以下特点。第一，政风很好；第二，要有良心；第三，还是个明白人。曲格平就是。当时我们已经设计好了完整的策略，而他的参与，就是我们保卫三亚战役的逻辑里重要的一环。到了这一步，需要动用体制力量了。”
正是与曲格平的见面，才让Y得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分散的民间力量组织好，非常迅速地把民间意见传递到体制内。
曲格平是明白人。见面后，Y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清楚了三亚大化肥项目的危害，曲神态严峻，当即表态，“你用记者的名义给我写个东西，全国人大马上要开常委会，很多领导人会来。”
Y说：“我会给你一个更强有力的东西！”
学者论证
Y想让更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三亚保卫战”，搞一个“三亚大化肥民间论证会”。他想到了经济学家张曙光，张曙光是1987年“海南发展战略”主报告的主笔，深知海南情况。
Y与张曙光联系，张欣然领衔。张此前已经在报上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Y说：“一定要提供更强有力、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色彩的呼吁书才行，因此民间身份、科学家身份、经济学家身份比我单个记者的身份更重要。我们就要做一个按照科学的眼光、科学的立场、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的民间论证。”
他们迅速召集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十几个环境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根据所有相关的数据，围绕着三亚大化肥项目，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论证，并起草了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书。Y和一位热心的经济学家拿着建议书，打的到各位专家家里签名，他们从最后一个签字的茅于轼先生家里出来时，已经是午夜12点了。第二天一早，Y亲手将建议书交给了曲格平。
这份建议书列出了大化肥项目将会产生的六大环境问题：1.整个项目的废污排气量500多亿立方米，是整个三亚容量250亿立方米的两倍以上；2.大化肥厂每年废水排放量480万吨，将严重污染三亚海水、沙滩和水下生物资源；3.大化肥项目一天用水量为9万吨，占三亚可用淡水资源的百分之十；4.大化肥厂将对尖峰岭热带雨林保护区这一生物基因库以及著名风景大小洞天、以及三亚市产生严重影响；5.大化肥项目后将陆续上马的南海石油等相关配套重化工项目将进一步影响三亚的环境和旅游资源；6.大化肥项目将严重影响三亚作为旅游业明珠的声誉。
为什么原来的项目论证报告要修改风向、洋流方向？这些专家指出，他们想避开尖峰岭、大小洞天、三亚度假旅游区海水污染这些敏感问题——大化肥厂址以东20公里的尖峰岭，是我国仅存少数热带雨林，也是我国最完整的生物基因库；南下，距离著名风景区大小洞天20多公里，距离三亚市中心62公里，正确的气候和地理参数显示，三亚大化肥项目对三亚的环境污染是毁灭性的。
彻底叫停
建议书当天就被曲格平转给了当时的国务委员王丙乾和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宗棠，后来又被转给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计委主任陈锦华，以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曲格平在转发批语里说：“……在三亚建设大型化肥厂实在令人震惊！保护海南生态环境是国家的既定方针，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改变。……”
两天后，建议书到达人大委员长万里手中。曲格平写道：“万里同志：这是专家们的意见，送您一阅。在三亚建大化肥厂，真乃天下之怪事。曲格平五月十五日。”两天后，万里批示：“应转有关部门制止。”此后，三亚大化肥厂项目全线停止。
“这是民间力量成功阻止大型环境污染项目的标准成功案例，干预的思路很清楚，就是利用体制内外的所有资源，一次干掉它。”Y认为“三亚保卫战”这个案例，对今天的NGO有借鉴意义。
“保卫三亚，是民间、媒体和体制内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人们今天去三亚，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享受清澈的海水，要感谢那些为遏制三亚大化肥作出了努力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感谢那些做了大量幕后工作不愿意露脸的人，感谢万里、曲格平。”Y说。
11年前，他发起了一场海南三亚保卫战，而这“可能是国内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民间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合作，干预环境污染大型建设的案例”。
这是11年来Y首次向外界透露那次“三亚保卫战”的细节。
全世界最荒诞的城市定位
1996初，Y看到一份项目论证报告，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拟利用北部湾莺歌海盆地刚发现东方1-1大型天然气气田，在三亚市建设亚洲最大的化肥厂（以下简称“大化肥”），而且要修改三亚的规划，把三亚变成一座“大型化工旅游城市”。
根据项目报告，大化肥厂建在三亚市西北方向的梅山镇，占地8平方公里，建成后年产405万吨合成氨和750万吨尿素，总投资高达100亿人民币，是一个超大型的化工项目，投资规模在国家计委审核项目的前五位。这个项目当时就受到有关人士的质疑。“大型化工旅游城市？你觉不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荒诞的城市性质的定位？”
常年关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Y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度污染环境的项目，一旦建成，会毁掉三亚。中国的化肥资源短缺，每年需要进口2000万到3000万吨，但这决不是在三亚这个地方建设大型化肥厂的理由。国务院批准的海南省规划，有西部工业走廊，东方县和洋浦都是合理的选择，为什么偏要在三亚？
其时，三亚大化肥项目已经筹备了一年多，通过了中国国际咨询投资公司的论证，已经全部完成了包括环境评估在内的技术、经济和法律的论证程序。大化肥项目，看似已经成为一只锅里煮熟的鸭子。
媒体曝光
在这个节骨眼上，Y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三亚大化肥项目的环境论证报告不对劲：“一般围绕着海洋的大型项目，环保评估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参数：风向和洋流，而这份由某设计院作出的论证中，风向和洋流方向，显然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是，大化肥排出的污水向外卷入了北部湾，不会南下三亚；废气被内陆来风吹向了大海，不可能影响到内陆著名的尖峰岭热带雨林。这两个结论是有问题的。”
“利用自然资源、气田并不是问题，本质是合理而可持续、并且在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利用。”Y决定要动员民间的力量，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把它叫停。
不久，Y写了独家新闻稿，由于背景复杂，他便化名发表在了一家著名的报纸上。稿件虽然刊登在二版不显眼的位置，但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海南当地媒体迅速跟进。
“选择媒体打响第一枪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从逻辑上来说，媒体应该具备该项目会‘见光死’的自信。第二，媒体的先期介入，给专家们和民间力量造成了公共舆论的由头，好随之介入。”Y说，“光有舆论是没有意义的，老百姓没有资讯来源，舆论的强制力也不够。”
NGO婉拒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了一家著名的绿色NGO组织，“这是我国第一个比较稳定的、官方也比较认可的民间NGO，他们是有渠道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民间的势力，请他们出面来阻止大化肥项目这个东西最好不过。”
怀抱一腔热情，Y托人找到了该会会长，希望能借这位名门之后的声望和渠道，向政府高层传情达意，遏制大化肥项目。会长婉拒。他说：“我们只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
一盆冷水泼在了Ｙ的头上。直到今天，他仍然耿耿于怀：“这句话非常经典，反映了当时NGO的一个心态——只能管芝麻，不能管西瓜，也不愿管西瓜，管西瓜有风险。”
官员介入
Y还有其他人选——前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
“在我看来，曲格平是一个正派的，有良好从政声誉的官员，虽然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是我对他有个基本的判断。而且人大环资委在法理上是监督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全国的环保情况的，他们有权力介入这个事件。”
今天，Y依然庆幸当时找到了曲格平这个人。“我在体制内要找的人，必须具备以下特点。第一，政风很好；第二，要有良心；第三，还是个明白人。曲格平就是。当时我们已经设计好了完整的策略，而他的参与，就是我们保卫三亚战役的逻辑里重要的一环。到了这一步，需要动用体制力量了。”
正是与曲格平的见面，才让Y得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分散的民间力量组织好，非常迅速地把民间意见传递到体制内。
曲格平是明白人。见面后，Y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清楚了三亚大化肥项目的危害，曲神态严峻，当即表态，“你用记者的名义给我写个东西，全国人大马上要开常委会，很多领导人会来。”
Y说：“我会给你一个更强有力的东西！”
学者论证
Y想让更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三亚保卫战”，搞一个“三亚大化肥民间论证会”。他想到了经济学家张曙光，张曙光是1987年“海南发展战略”主报告的主笔，深知海南情况。
Y与张曙光联系，张欣然领衔。张此前已经在报上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Y说：“一定要提供更强有力、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色彩的呼吁书才行，因此民间身份、科学家身份、经济学家身份比我单个记者的身份更重要。我们就要做一个按照科学的眼光、科学的立场、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的民间论证。”
他们迅速召集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十几个环境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根据所有相关的数据，围绕着三亚大化肥项目，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论证，并起草了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书。Y和一位热心的经济学家拿着建议书，打的到各位专家家里签名，他们从最后一个签字的茅于轼先生家里出来时，已经是午夜12点了。第二天一早，Y亲手将建议书交给了曲格平。
这份建议书列出了大化肥项目将会产生的六大环境问题：1.整个项目的废污排气量500多亿立方米，是整个三亚容量250亿立方米的两倍以上；2.大化肥厂每年废水排放量480万吨，将严重污染三亚海水、沙滩和水下生物资源；3.大化肥项目一天用水量为9万吨，占三亚可用淡水资源的百分之十；4.大化肥厂将对尖峰岭热带雨林保护区这一生物基因库以及著名风景大小洞天、以及三亚市产生严重影响；5.大化肥项目后将陆续上马的南海石油等相关配套重化工项目将进一步影响三亚的环境和旅游资源；6.大化肥项目将严重影响三亚作为旅游业明珠的声誉。
为什么原来的项目论证报告要修改风向、洋流方向？这些专家指出，他们想避开尖峰岭、大小洞天、三亚度假旅游区海水污染这些敏感问题——大化肥厂址以东20公里的尖峰岭，是我国仅存少数热带雨林，也是我国最完整的生物基因库；南下，距离著名风景区大小洞天20多公里，距离三亚市中心62公里，正确的气候和地理参数显示，三亚大化肥项目对三亚的环境污染是毁灭性的。
彻底叫停
建议书当天就被曲格平转给了当时的国务委员王丙乾和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宗棠，后来又被转给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计委主任陈锦华，以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曲格平在转发批语里说：“……在三亚建设大型化肥厂实在令人震惊！保护海南生态环境是国家的既定方针，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改变。……”
两天后，建议书到达人大委员长万里手中。曲格平写道：“万里同志：这是专家们的意见，送您一阅。在三亚建大化肥厂，真乃天下之怪事。曲格平五月十五日。”两天后，万里批示：“应转有关部门制止。”此后，三亚大化肥厂项目全线停止。
“这是民间力量成功阻止大型环境污染项目的标准成功案例，干预的思路很清楚，就是利用体制内外的所有资源，一次干掉它。”Y认为“三亚保卫战”这个案例，对今天的NGO有借鉴意义。
“保卫三亚，是民间、媒体和体制内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人们今天去三亚，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享受清澈的海水，要感谢那些为遏制三亚大化肥作出了努力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感谢那些做了大量幕后工作不愿意露脸的人，感谢万里、曲格平。”Y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