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樊建川·做一件空前绝后的事

“我经常在想，说不好，我现在就在做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 ”

樊建川说，每当自己想到这儿，就忍不住拼了老命干下去。

樊建川 抗战、“文革”物品收藏家。当过知青、士兵、军校教官、政府官员，致力于中国百年历史收藏研究和著述。现为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并担任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委、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政府参事、四川省山西商会会长。

日常·谷楚华

时值十一月，谷楚华的黄豆丰收了。菜地离建川博物馆不远，地里还有些油菜、花生、番茄、辣椒、丝瓜和南瓜，长势喜人。

天还没亮，谷楚华就准备下地干活，把几亩地的豆子都给摘了。但看着好几百斤的豆子，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还是有些发愁。不一会儿，儿子樊建川来了，带上了儿媳，还叫上了两个博物馆的清洁工。五个人热火朝天地动起手来。

谷楚华把摘好的豆子分成了许多等分，并叮嘱清洁工帮着把豆子分给大伙。“吃不完，她就到处送人。”樊建川告诉本刊记者，谷楚华乐意把亲手种的“无公害”蔬菜送人，但却心疼自己的菜地老是被小偷光顾。辛辛苦苦从一片荒地开垦到了粮食大丰收，却总是被路过的人顺走一些，这一点让谷楚华老是惦记。

所以，这些天樊建川张罗着在母亲的屋子跟前再修个大院子。名贵树木都不种，就拿来给母亲种菜。“总不敢到家门口偷菜吧。”

早些年，樊建川在都江堰给母亲买了一个别墅，还配了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没想到谷楚华总和儿子说“住不惯”，老想住得离儿子近一些，后来，她索性搬到了建川博物馆所在的安仁古镇。这样，她不但能天天见到自己的馆长儿子，还可以开荒种地。

除了照顾菜地，谷楚华还养着二十只鸡。樊建川担心母亲劳累，给她设了限额。谷楚华经常出门，把别人的剩饭剩菜捡回来喂鸡。偶尔，她也捡拾点废纸废铁，堆积卖钱。这点让樊建川很是头疼。

谷楚华血脉里的勤奋节俭，也流到了儿子樊建川身上。“以前洗澡，就一块肥皂。后来日子好了，上升到药皂，最后发展到香皂，一直用到现在。”对樊建川而言，财富这东西，说白了不过就是“从肥皂到药皂再到香皂”的过程，“再高级的我也用不了”。

他不讲究名牌，最爱穿军绿色的大衣夹克—“看着有战士的样子”。他经常出席商业大佬云集的场合，大老板们抽雪茄，他也理直气壮地抽着四五块一包的烟。他说自己不懂红酒，就喜欢白酒能够一口闷，还老爱到处找人干杯。就他这个级别的有钱人，大都玩上了私人飞机，他倒好，最大的休闲娱乐是晚上下班以后，待在家里看电视剧—沈傲君是他前段时间最喜欢的女明星，因为“长得干净，演技还好”。近来，他在复习奥斯卡得奖影片，坚持每晚看一部，“算是给自己加点艺术气质”。

没有学过一天书法，他的办公室里却挂满创意十足的字画；没有学过一天美术，却和设计大师一起规划了整个博物馆聚落。他也没学过音乐，唱起歌来却是浑厚男高音的路数，前年他还趁着兴头灌录了一张专辑，博物馆里售价五十。这些天他还在琢磨，往后要在自己的阿庆嫂茶馆里做“酒吧歌手”，每晚拿着手风琴，唱着歌来招揽生意。樊建川唯一“高大上”的爱好，是金丝楠木古董家具。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套柜子和桌椅，金光灿灿的，特别显眼。“木头里面能长出金子来，这难道不是奇迹？”工作累了，樊建川就到金丝楠木的椅子上坐一坐，“天天面对苦难，总得要找个舒心的方式”。

看着似乎挺清闲的日子，实则恰好相反。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凌晨一两点之后入睡—樊建川的这个生物钟已经保持了五十多年。一年四季，他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期。每天早上，他帮母亲干完地里的活，八点就如常的出现在那个名为“忠义堂”的办公室里。一碗刀削面后，樊建川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他拉开忠义堂的窗帘，一大片的绿荫尽收眼底。窗外是一个小树林，各式树木兀自长着，浓郁的树荫几乎把天空遮蔽了起来。窗边的爬山虎郁郁葱葱，框住了这一片难得的风景。

樊建川的松鼠还没有来。几个月前，不知道从哪来了一只松鼠，在忠义堂外的小树林里“定居”下来。每天早上，樊建川都能看见这只松鼠从窗边的大树上探出脑袋，和自己对视，仿佛通了人性。日子长了，樊建川索性每日在窗边撒上几颗花生米，将它当成宠物养了起来。

十多年前，这里并没有树，是一片光秃秃的泥地。樊建川来了，建起了馆的同时，慢慢地也种上了树，有了几条林荫道，甚至还有一条小河。起先，树长得很慢，瘦弱的树苗缓缓抽出绿叶，花儿一朵朵相继冒了出来。一个又一个四季交替，树林茂密了起来。昆虫来了，然后是青蛙、松鼠、蛇，以及各种鸟类。

三年前，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成都市的市级森林公园。樊建川高兴得不得了。如今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就像一个原生态的大自然，这条完整的生物链，是樊建川花了十年时间接上的。

“看到树在往上长，一天比一天高，特别好。”樊建川望着窗外，“像种树一样，把根站住了，以后就会越来越好。”

馆长·樊鲜花

樊建川每日要处理的事务繁多，唯一的乐子是外孙女樊鲜花带来的。每个周五，樊鲜花便会跟着妈妈和外婆，来到安仁，陪外公樊建川一起“干活”。

樊建川最喜欢问樊鲜花的问题是：“想不想做馆长？”

“想。”五岁的樊鲜花使劲点头—回答“想”，外公就会给自己买巧克力吃。做馆长到底意味着什么，年幼的樊鲜花还不懂，但樊建川对这事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等到外孙女十八岁，就让她跟着自己做博物馆。“她要读大学，就让她读。不想读了，建川博物馆就是她的大学。”

樊建川的女儿没有接过父亲的班—有个名声响亮的父亲，她却甘心做一个普通人。前几年，她嫁了人，生了孩子，过着安稳简单的小日子。女儿对博物馆的事业不热衷，樊建川笑说自己只能往外孙女下手。樊鲜花倒是很喜欢外公的这个“地盘”。她经常穿着花裙子，坐上观光车，跟在外公屁股后面，到博物馆聚落里四处“巡逻”。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樊建川大半辈子里最自豪的事业—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聚落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悄然开馆。因为没得到国家的批准，樊建川最终只能打了个写着“建川博物馆征求群众意见试营业”的横幅，在悄无声息中开了馆。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抗战胜利60周年，我怎么都得搏一下，也算是一种表态”。

樊建川并没有做任何宣传。他知道，在博物馆建成之前，若是得到各方的关注，这个工程肯定举步维艰。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那天来了五万人。眼看开馆的盛况，樊建川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高兴，而是害怕。“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过来。要是那天出现了哪怕一个踩踏事故的话，加上非法开馆这个罪，我肯定就被抓进去了。”樊建川担心被抓，更担心出了事故，建川博物馆以后都开不成了。

幸运的是，开馆当天的一切都异常顺利。这种幸运一直持续着，经过几个月的“试营业”后，建川博物馆聚落终于得到国家的批准，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

办馆之前，樊建川是做房地产的。最早说要建馆，他是热血沸腾、志在必得，但外头根本没有人看好。“大家都反对，认为我是在找死。”博物馆开建，许多朋友也来看过。远大的张跃、万达的王健林都来了，都很理解，也支持。“但刘永好是反对的。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做不成，我的企业、我的人，都会被这个梦想彻底拖垮。我也理解他，是出于一种爱护。”

一转眼，办馆十年。在樊建川的努力下，建川博物馆聚落成为国内少数几个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博物馆的范本之一。朋友们的担忧没有成为现实，反之，他的博物馆之路正在朝一个更成熟、更健康的方向前进。这几年，为了博物馆的将来，樊建川决意重返房地产圈。他在安仁买下了几块地，开始做起打造“公馆”概念的生意—有了钱，才能谈发展，才能保证博物馆的基本生存。

建川博物馆聚落一天的运营费用在十万元左右。而低廉的门票价格，连补贴馆内每日水电费用都不够。加上服务、培训和道具出租，也只能是勉强平衡开支。作为曾经的生意人，樊建川想出了一套维持博物馆生计的模式。除了房地产，他开始“卖”博物馆。这成为建川博物馆聚落目前主要的盈利模式。

“我们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提供商。”樊建川说。十年来，樊建川和他的团队积累了许多创建博物馆的经验，如今，他把这些经验打包出售，提供给那些准备创办博物馆的人。从策划设计，再到陈列展示，樊建川提供的是一条龙式的服务。“他们有一个空房子，但里头却不知道该放些什么。我们就像一个装修公司，把这个房子填满。”

去年，甘孜州要办一个乡城红军长征纪念馆，毫无经验的展方请来樊建川的团队，将纪念馆建了起来。等到装修都快做好了，对方才告诉樊建川，他们其实一个藏品都没有。最后，樊建川狠了狠心，一口气拿出467件红军文物，作为捐赠送给了他们。“帮他们创建纪念馆，做下来的利润不过一百多万。但我捐出去的文物就价值上千万了。”

樊建川的库房里，堆积着上百万件的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三百多件。事不多的时候，他就搬上梯子，在库房里呆坐上一会儿，翻翻老报纸，摸摸旧瓷器，享受一下和宝贝们单独相处的时刻。

“我经常在想，说不好，我现在就在做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樊建川说，每当自己想到这儿，就忍不住拼了老命干下去。“我要建100个博物馆，而且品质必须越来越高。真的建成了，我这辈子就算没白过！”

战士·常建伟

常建伟是樊建川的秘书，跟了他十多年。

樊建川经常累得在车上直接睡着，每当这个时候，常建伟都尽可能的把车子开得平稳安静，不忍打扰到他。但只要车子一到博物馆，樊建川就会立刻醒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百倍、昂首阔步地走下车来。

收藏品、办展览、做培训、建馆、指导建馆、接待客人……樊建川几乎都是亲力亲为。常建伟时常感叹，樊建川实在太忙，太累。他有时候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年过五十的“樊总”总是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精力比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要旺盛。

常建伟是樊建川亲自挑出来的“兵”。那是博物馆刚成立时招聘员工，刚刚退伍的常建伟前去应聘。樊建川亲自面试，看了一轮，问了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然后选中了这个站姿英挺的年轻人。

也许樊建川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1976年冬天，19岁的樊建川作为替补兵进了部队。当兵时拍的第一张照片，是瘦弱斯文的樊建川戴着雷锋帽迎风站立，胸膛挺得如同一堵水泥筑的墙。

当兵十二年，军人的情结扎根在了樊建川的血脉里。前年，樊建川回到内蒙，找到了当年曾经安营扎寨三年的化县一号山。往事一幕幕在他眼前飞驰而过，而三十多年前的宿舍，如今却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别说只剩下几堵墙，就是剩几块砖，也是老连队。”樊建川下定决心，要把当年的战友都叫回来，聚到一起。

接下来的一年间，他走遍全国各地，总算把老战友们都找到了。去年八月，内蒙古守备一师一团三连的战友在内蒙古聚会。就在当年驻扎的旧址上，樊建川立起了一块纪念碑，上书“战斗青春 永恒阵地”。

荒山上渺无人烟，樊建川就搭起了好几个蒙古包，战友们就住在里边，热热闹闹的，就像三十多年前一样。樊建川还给每个战友都做了件T恤，上书“戎马边疆”。

辅导员来了，炊事班班长来了，老班长来了，老连长来了，参谋长也来了……荒山上，战友们点燃了鞭炮。红色的碎屑随风飘散在这片废墟之上，仿佛在祭奠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樊建川哭了，战友们也哭了。

“一辈子走南闯北，总有几个地方牵着魂。”战友聚会后，樊建川的梦算是圆了。“以前

老是想回去，做梦都想。现在我给那段过去、那段情感画了一个句号。以后也许不会再回去了。”

樊建川是个重情义的人。二十多年前和他一起创业的八个人里，到今天还有六个留在他身边打拼。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樊建川的江湖义气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袍哥人家嘛，讲情义”，他说。在樊建川的眼里，要交朋友，光讲情义不够，“还得有正气，有正能量”。

他的员工们想必对此深有体会—樊建川和员工们相处得都挺好，几乎是打成一片。偶尔，他对此也会有点苦恼，到底这种“袍哥情义”，对自己开展工作是好，还是不好？

当然，他也有特别严肃的一面。建川有个规矩，每个月，每个员工都得上交一份详尽的述职报告。月末，樊建川便拿着述职报告一份份地认真阅读，还往里填不少意见和建议，然后反馈给员工。发现员工的报告潦草，樊建川还会有些生气。“写报告都不认真，工作能认真吗？”

樊建川每年还会给员工发一个本子，要求他们每天都写工作日志，当练笔。那些个本子，樊建川都不看，但还是下了必须得写的硬性规定—每年得把本子写满，才算是尽职尽责。“把工作中发生的失误记录下来，翻开的时候反省一下，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当然，樊建川对自己也有同样的要求，每天晚上入睡前，他至少会花上十来分钟写工作日志。这个习惯至今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那些被他写满的日记本子，堆起来也挺可观的。

白天，樊建川对员工的管理特别严格；但每当到了晚上，他就彻底卸下一天的工作，跟员工们玩在一起。大伙最常玩的是斗地主，哪怕输得一塌糊涂，樊建川也高兴极了。兴头上，樊建川还会给员工们高歌一曲，唱来唱去，还是离不了那几首红歌。

标签·樊哈儿

忙碌；疯狂；争议；变革；反思；财富；敲钟人；理想主义者—这是媒体往樊建川身上贴的标签。

樊哈儿—这是樊建川往自己手机上贴的标签。还以为这三个字取自不久前电视上播的一部抗日剧，里头的抗日英雄就叫樊哈儿（原型为川军名将范绍增，绰号“范哈儿”）。

谁料樊建川竟大笑着说，“哈儿，四川话里就是傻子的意思。”

外人看来，樊建川做事确实挺“傻”的。参过军，教过书，“混”过官场，“玩”过生意，最终却选择了一份外人看着最“不靠谱”的职业—博物馆馆长。这也就算了，建个馆吧，还把自己下海十多年积攒的全部财富都搭上了，甚至卖掉了公司的办公楼。

但樊建川说，今天的自己，比当初身为官员的樊建川，身为企业家的樊建川，都更有话语权。因为，今天的自己干的事情，可比当年厉害多了。

曾经有两次重返官场的机会，但樊建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些事根本没法进入我的考虑范围。”博物馆一路做下来，面对历史，他只能说实话。“一来，我早就不适应那种环境了；二来，我怕答应下来，往后要昧着良心办事的。”

离了官场也好，舒心。但商海里还得多打拼几年，给博物馆攒下一点资本。这几年，樊建川越发感到时间的急迫。他说大概是中年危机，自己总有死期将至的担忧。

2007年12月6日，樊建川在成都公证了一份遗赠—去世之后，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就归政府了。他在《大馆奴》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以前很怕死，怕死后博物馆没人照料，这天之后，突然一身轻松。我今天死国家今天接馆，明天死明天就变成国家的博物馆。我知道博物馆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我的文物和我的博物馆还能说话，还能讲故事。讲多久呢，至少一千年吧。”

六年后，他又写了一个捐赠补充。“以前想着无条件的把博物馆捐赠给他们，现在要补充一些条件。”

樊建川提的条件并不苛刻。

一， 请继续执行建川博物馆“忠礼勤信”之企业理念以及相关规定制度；

二，博物馆已经完成的展览陈列不要做大的根本的改动，尽量保持固有之风貌；

三，博物馆之馆藏文物不能出手或转让赠予他人；

四，善待博物馆现有全体员工，使他们能干到退休；

五，政府作为控股大股东，应尊重和保障其他股东的权益；

六，现有管理团队熟悉情况，工作刻苦。应该依仗他们继续工作，在人事交换中，希望能长期延续和传承建川博物馆长期形成的民间博物馆优势。

“主要是怕不在我手上之后，博物馆的性质会变。”樊建川的担忧不是在接下去的三五年，而是在更长远的未来。“我的话是对一百年后，三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政府说的。”列明几个条件，他又写上这么一段话，“总之，我希望建川博物馆能像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一样，在一届又一届的政府管理和支持之下，长期存在下去，使其文化作用长期警世。”

在补充声明的最后，他特别感谢了建川博物馆的全体员工。补充中有一条特别提到，他期望哪怕自己去世后，现有的全体员工也能被政府善待，使他们能干到退休。“他们会把我的生命延续下去。他们还在，我的生命就还在这个地方。”

他的上半辈子已经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建川博物馆，而他的下半辈子也将和这五个字紧紧相连。

在樊建川的口述自传《大馆奴》里，陈丹青写下这样一段话：“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的造就肯定会更大，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哎呀，不过你生在这个时代，也做了一件大事。”

这让樊建川很自豪。

[对话樊建川]

死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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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

“对我来说，公道才是天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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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红二代的身份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是让我对历史抱有了崇敬和尊重。对家里的上一辈人打的仗、负的伤，有理解，有尊敬。我岳父负了两次伤，我父亲负了七八次伤。战争的时候，他们被打成了筛子，没死，活了下来—他们抗争，抛头颅洒热血，一方面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百姓，为了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第二，红二代的这种身份，让我对共产党有着原始的感情。但我也清楚，共产党一定要跟着社会形势发展，要有变化，有改革。比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追求的是历史的公道和公义。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国民党抗战馆、川军抗战馆，甚至援华美军的飞虎奇兵馆的原因。对我来说，公道才是天大的事情。

记者：父母对你的影响呢？

樊建川：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正直。他教给我一个真正的兵所应该具有的所有品质—不怕苦、不怕死、不崇尚荣誉、不贪财。我的父亲是一个正直仗义、不说假话、宁折不弯的人。我的办公室就叫“忠义堂”，用的是我父亲樊忠义的名字。以前，我觉得父亲遗传给我的东西可能多一点，现在回过头想，母亲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母亲是个很谨慎的人，从小就跟我说，人要居安思危。她很勤奋，但总是担心家里有一天会没钱用，过不了日子。因为担心，因为怕，所以做事总是很谨慎，总要有点隔夜粮在手，留个后路。长大后，我去做投资，也是母亲的影响。做博物馆是个很冒险的事。但是我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周密。我很早就在想，博物馆应该怎么设计，怎么完善，甚至于怎么营利怎么谋生。所以十多年前，博物馆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把它做成俱乐部的模式，就是想着博物馆不能光是建起来，还得要有资本去发展。

记者：这几年来，你自己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樊建川：刚开始建馆的时候，建川博物馆聚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后来我们种上了树苗，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就一天天地长起来了，稀稀落落的枝桠，变成了今天浓密的树荫。这是我能用肉眼看见的一个过程。我的变化，就像这些树荫一样，天天都在长，如今终于长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十年的时间，自己心态成熟了，对未来的方向更明确了。从一个完全不懂博物馆的商人，到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通过这十年，基本上是都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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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虽然一句承诺要用十年的时间来证实，这件事有些可悲，但毕竟是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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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说建馆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争议。

樊建川：对我拍桌子、指着我鼻子大骂的人挺多的。但更多的时候，是我对别人拍桌子大骂—他们对我建馆有意见。很多人认为我不可理喻，怎么能给国民党建博物馆呢。虽然他们是好心提醒我，但我就是不服，当下就拍桌子了，藏不住自己的脾气。面对质疑的时候，态度肯定是很坚定的，但实际上有时候心里还是很难受。这是人性。别人说你不好，你总归会难受，会不爽。后来我也尝试着大度一些，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很多人经历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甚至在那时失去了亲人朋友，家庭支离破碎。如果他们对建馆这个事情表达出来的反感，是真实的情感，我都要给予尊重。

记者：还有说你是买地来投资的。

樊建川：很多年前，就有人拿这个话一直攻击我们。江湖传言就是说，我们几年前买的地，并不是都拿来做博物馆，而是用作商业用途，做房地产卖别墅什么的。面对这样的质疑，真的是百口莫辩，我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只能是越描越黑。我只能做给他们看。这十年下来，就像我当年承诺的一样，土地全拿来做博物馆了。慢慢地，这个质疑就销声匿迹了。后来我就想，没多大点事，平常心去对待它，或者索性抛开那些质疑不管，时间会证明一切。虽然一句承诺要用十年的时间来证实，这件事有些可悲，但毕竟是证实了。

记者：自己对建博物馆这件事产生过怀疑吗？

樊建川：以前从来没有，但现在开始偶尔会想。也许是到了这个年纪，对于自然的忧虑，甚于我对于当前社会形态的忧虑。我担心，人类没有改正的机会了。以前，我为体制忧虑，为当前社会的种种不公感到悲观……后来，我发现什么制度、什么社会不公正，原来都不是大事儿。最重要的事，是对自然、对环境、对地球的公正。这也让我对自己做博物馆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从小我就在思考地球和宇宙的关系。我们认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很大的，但地球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而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其实就更渺小得不值一提。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想清楚这个问题。也许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纷争会更少一些。

记者：你是否担心博物馆里记录的历史苦难、耻辱和悲剧，会在现代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樊建川：肯定会有，只是说我希望重演的程度会轻一点。博物馆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以回顾历史的方式，给我们的未来以启示。未来，战争会有，地震也会有，与“文革”类似的事件也会有。我们在博物馆里回顾抗战，回顾灾难，回顾历史，那些遗留下来的东西会给我们很多反思、警醒和提示，让我们做好准备，去应对未来可能重演的悲剧。当下一次悲剧出现的时候，有了这些准备，兴许造成的伤害会减轻一些。现在正在筹备的文革博物馆，就是希望它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下一场思想禁锢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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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

“我不想做公知，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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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些年你经常到中学、大学去讲课。

樊建川：我总是希望能在传统教育的外围，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多角度的思维方式，教会他们以后面对问题甚至于面对生活，要学会换个思路去思考。为什么两三万人的八国联军，能侵略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央帝国？卢沟桥事变，为什么十七万中国军人，却搞不定两万日本兵？类似的问题，历史课本不讲，但我会提。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我总会设下些埋伏，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打问号的机会。这个问号，就是追求真相的精神、怀疑权威的精神。一定要独立思考，有质疑精神，这个是最重要的。

记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博物馆馆长，哪个身份给予你的话语权更大？

樊建川：现在肯定说话的声音要大一点。以前说话声音很小，现在得到的尊重更多，就像手里拿了一个麦克风，随身携带了一个移动音响一样。

记者：很多人通过微博获得了话语权。针对某些大众关心的社会事件，他们一旦发声，就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你希望得到这样的话语权吗？

樊建川：我不希望。不但不希望，而且我还刻意去回避。我知道在微博里发什么样的内容能引起大众的转发和关注。但我在回避这些。我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不想发表自己的观点。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我也有很多想法，也想说明自己的态度。但我的责任不在于评论时政，我的责任是保护好我的文物，我的仓库，我的博物馆，保护好我手里的这些历史—离了我，没人再来保护这些历史。我不想做公知，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目标。坦白说，我也想“左右逢源”—左派右派，我都试图去了解，去理解。作为一个博物馆馆长，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以客观、冷静、理智的态度去对待历史。

记者：对藏品也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吗？

樊建川：建川博物馆聚落是在敬畏的精神上做起来的—敬畏历史，敬畏文物，敬畏英雄，敬畏正义。按理说，博物馆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美军馆、川军馆，就有很强烈的情绪—歌颂、赞扬。但我也在反思，即使是有情绪，也应该是通过展览艺术来表现，而不要通过简单的文字来做出判断。尽量做到客观、理智，对自己的情绪也必须做出克制。这个问题，我们会逐步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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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战士死在战场上，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建川博物馆聚落，就是我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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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从来不忌讳谈论死亡？

樊建川：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当我死了，要把自己的皮剥下来，蒙成一面鼓，放在博物馆里。后来是我爱人不让，所以没把这写进遗书里。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仅仅是觉得，死后一把火把我烧了，太可惜。我经常考虑死亡的事情。婴儿一出娘胎，就在走一条通往死亡的路。每个人走的都不是活路，没人能逃过死路一条的结局。我现在走到57岁，人生过了半，对我来说就是死期将至。我也怕死，正是因为怕，所以趁自己现在还没丧失劳动能力，所以想干些什么、还能干些什么，就拼了命地干。我要给自己，给博物馆一个交代。所谓的交代，不是名和利，是指我得想好了，怎么能够让博物馆长久活下去，给它一个长期生存发展的理由和机制。

记者：害怕博物馆的事业无以为继？

樊建川：与其说我怕死，不如说我担心未来，担心博物馆在我死后走下坡路。我知道，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樊建川了，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下的樊建川，是时代造就的，后来人没法成为我。要有丰富的知识面，还得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有一定的收藏能力，还得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懂文字，还得懂一些美术设计；有正义感责任感，还得能挣到钱；不怕死，情商不错，最后还得愿意把东西全部捐给国家……这些条件全都具备的人，或许不会有了。这让我更担心博物馆的未来。就像诗词最辉煌的时代凝固在唐宋一样，建川博物馆聚落最好的时代，也许就凝固在我死去的那一刻。这样也好，后人才会将它视作珍宝。

记者：担心自己的热情有朝一日会走下坡吗？

樊建川：我从来不担心这个，因为我知道自己会奋斗到死的那一天。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川军抗战将领王铭章说的：“我死在这里很痛快”。战士死在战场上，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建川博物馆聚落，就是我的战场。

[记者手记]

大写的人

樊建川的躯壳之下，有一个横冲直撞的“山野莽夫”。

他说话声音洪亮，腰板挺得很直，总是穿着军绿色的衣服，昂首站在众人的注目之中—他仿佛永远被一种强大的自豪感包围着，却并不高傲自负。哪怕是他安静不语的时候，你同样也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压不住的野气、江湖气在四溢，继而不断向周遭释放—这种强大的气场，也许来自他所扛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抑或是来自建川博物馆给予他的价值和意义。

在一些记者的描述中，他是血气方刚的战士，是充满热情和想象力的硬汉；同行将他描述一个理性的、充满智慧的人物；朋友们用在他身上的形容词则经常出现“传奇”二字。有人将樊建川形容成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人将他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武训。有了微博，樊建川仿佛离众人近了一些。他每日都在微博上描述着自己流连于博物馆的时刻，同时一遍遍记录自己行走各处，追溯历史的场景—用的却是一种带着些许文艺腔调的书写—“芦山，龙门山，张家大院，红三十军军部，李先念等曾在此驻扎，指挥战斗，徐向前也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寻访，大门紧闭，推开，吱呀一声，清风雅静，唯有一只猫在巡梭。现在，此屋主人是农民，目测，地震中损伤不重，老式穿架房子有抗震优势。战火硝烟早已散去，地震阴霾正在离开，岁月静好。”

真正和他面对面，才发现一个更真实的樊建川。他几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中唯一的重心便是建川博物馆聚落。偶尔的消遣，是陪着孙女樊鲜花，拿上几颗花生米，在办公室的窗边喂一只每天都会出现的小松鼠。早几年，他最喜欢的穿着是军大衣，平日里往身上一披就去“巡视”建川博物馆聚落。后来，一件时髦的军绿色夹克又出现在他身上，因为“有军人范儿”，总算是摆脱了只穿军大衣的形象。再后来，他又开始穿黑色皮衣，因为“架势像个将军”。

与其说他有革命情结，倒不如说革命的精神，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辛亥革命到汶川地震，他在用一种另类的记录方式，书写中国每一个变革的时刻。为建博物馆，他耗尽所有，甚至卖掉公司的办公楼；福布斯把他以20亿身家排进富豪榜，压根拿不出多少钱的他，却对博物馆只值20亿的说法耿耿于怀；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送战友》，他灌录了一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排在第一的位置，他说哪天自己死了，办丧事的时候，灵堂里就放自己唱的这首歌。

樊建川是简单的。针对任何问题，他都不打马虎眼，也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就看你爱听不爱听。太实诚的一个人，不遮不掩。直着脖子说话的时候，总让人联想到那个在金沙江边小镇上打架弄得满脸挂彩的野孩子。樊建川又是复杂的。他的身上承载着太多历史的符号，有敢于直面历史的正气、警醒世人的责任，也有在争议和质疑中不卑不亢的自信。

自始至终，樊建川都傲然站立着，就像茫茫雪崖边上的一个哨兵。战，是热血硬汉的江湖义气和铮铮铁骨；士，是文人士大夫的悲悯情怀和理想主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字，在樊建川身上浓缩、铸就、碰撞，最后融合。不敢称其为英雄，就其做的那些事，至少在他身上有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