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 现有制度框架有发展民主空间

王长江

　　王长江的打扮有些古怪，上身二指背心，露着膀子，几分剽悍；下身西裤皮拖，透着优雅。与人交谈，他总是刻意保持着一段礼貌的距离，这个距离有2米，让你看不清他厚重眼镜背后的面部表情。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保持着这个距离，你靠近，他退后。
　　6月，房间里热得不行，他却依旧不开空调。因为家属院整个夏天都在号召节约用电，谁家空调开得太低是与节约社会的基本国策不符。这个房子是中央党校的房子，他人是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自然积极响应。
　　闷热、干燥的空气让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口干舌燥般的火药味。事实上，他说，整个6月，这样一种火药味就在他的生活中始终持续不断。导火索来自于5月底他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论述党内民主的，名字叫《辨析关于民主问题的几个疑虑》。在文章中王长江探讨了有关发展党内民主的几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即是：发展民主一定会导致多党制吗？他的结论是，不，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
　　他没有想到这个观点会在之后给他带来很多困扰。最初，在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碰到同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教授王贵秀，后者对他说，网络上把我们的观点对立起来了。
　　王贵秀之前在《北京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强调中共如果不合理分权，就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很近，外界多数认为，这是二王在理论上的一次交锋。一个坚持一党民主，一个坚持合理分权。
　　王贵秀当时问王长江怎么看这些评论，后者说，没什么看法，比较淡然。
　　再后来，外界关于王长江那个说法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媒体，整天围着他转。他都拒绝了。他说，香港媒体喜欢给学者扣帽子、分左右。
　　如今，他终于觉得这是一个说话的机会，接连两个小时，他没有喝一口水，而且之后还显得意犹未尽。

一党民主有解决方法
　　人物周刊：今天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你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当时你只是提出了问题，比如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能否搞民主；比如在不走三权分立的路子上能否找到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如今你再度发表文章，是不是已经对之前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王长江：一年来，我有一些逐渐定型的思路。我觉得一党内发展民主的提法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政党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政党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的一种互动。这就是民主政治。
　　这里的政党是一个概念，它到底是一党还是多党，还是政党和别的东西共同组成的一个混合体，都没有固定的模式。
　　西方通常认可多党制，一个党只能沟通一部分公众，许多党才能沟通全部。美国认为两党就可以了。选择一党的呢，成功的例子不多。为什么呢？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没有生存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这说明一党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这就取决于你一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魄力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包容性。过去意识形态没有包容性，经济上又搞的是计划经济，个人的利益诉求被压制，这就造成不允许利益沟通，是走不通的。
　　但是，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上看，不光都是失败的例子，也有个别成功的借鉴。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执政71年，在它的执政历史中它起的沟通作用还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第一承认了阶级存在；第二承认了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第三，它说，可以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怎么合作呢，通过政党内部的合作，在政党内部建立不同的阶级诉求体，把社会上最主要的几大阶级全部纳入党里面。通过党内的协调，成立若干机构，一个机构代表一个阶级，通过机构之间的沟通达到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沟通。
　　人物周刊：这和党内有派有什么区别？
　　王长江：这不是派别，这是通过机构的形式，以机构来体现，如设立工人部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通过部门协调切割出一些合理的利益分割点，通过合理的协调机制，工人和农民之间，农民和城市人之间都在一党内通过协调机制来达成沟通。
　　另一种方式是，比如日本的自民党，以党内派别的方式来解决，那也是解决的办法，而且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各阶级有了明确的代表者，这个代表者都是派别，这些派别都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有自己的报纸，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样一来它起的也是多党的作用，但这些多党都是包容在一个政党之内的。
　　一党民主，至少我们说它有这样两种解决的办法，不能说没有办法。
　　另外，不用政党，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政党来沟通，如今看来并不这么单一了，因为又出现了其他很多种形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今越来越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比如媒体、网络。像这些新兴介质的出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政党的部分功能。还有非政府组织。很大程度上民众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和公共权力达成沟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起公民与公权沟通作用的既有政党，又有媒体，又有非政府组织，这几块为我们组成了一个大的政党概念，即公民参与政治的工具概念。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当然可以达到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发展。因为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走多党制的路子，注定会出现大乱，遭殃的是老百姓。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没有发展民主的空间，我们现在眼前要走的是这一步。我的观念是，看现有的有没有空间，如果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这个路必须要走的。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我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包括分权监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认为在一党的基础上还是有的。在　　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一党民主不会导致党内派别斗争
　　人物周刊：怎么在提倡一党民主的定义中，防止派别的产生？
　　王长江：很多人担心一党多派会有把政党引向分裂的危险。我觉得，列宁对于党内派别有明确的定义，他说，党内的所谓派别是有自己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的。
　　这几个因素缺一不可，斯大林最初也是按这个标准来套用不同意见的，最早他用这个标准说反对意见不是党内的派别。到了后来，斯大林羽翼丰满，他变了，他觉得不同意见都是派别，彻底的肃反扩大化了。虽然我们对斯大林的做法提出过批判，但是他对于派别的认识却继承下来了，只要是不同意见，就是派别。
　　于是到了现在，党员之间走一走，就是搞派别活动。这个认识是不对的，不科学。党内的不同意见始终存在，这种不同意见的相互联合应该被允许，而且绝对得允许。没有不同意见，选举怎么提名？
　　很多时候，我们把派别的界限模糊化了。派别必须得有自己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缺一不可。日本自民党的派别制就是这种形式。
　　作为一个党，党内该不该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该有，不同意见该不该互相连横，我觉得也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党，应该划清这个界限，比如提出控制，控制党员之间不能有组织，不能有纪律。其他的放开了，让他们去干，去干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恰恰不会形成党内有党。
　　为什么呢？这在过去可能（形成党内有党），因为过去每个人的阶级观点很对立，政治还停留在阶级政治的层面，一旦观点不同，那就有可能成为阶级立场不同，主张公平就是社会主义，主张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而现在这个鲜明的阶级立场互相渗透得模糊了，无法在这样一个平衡的面上找到很多利益共同点，我今天跟你观点一致，明天和你观点就不一致了。这样的局面下，党内加上一些硬性的规范，让这些观点流动起来，很难以形成固定的派别模式。
　　这就是我认为搞一党民主又不引发党内派别斗争的原因。大家的诉求都得到了交流，哪有矛盾？

重要的不是主张，而是理由
　　人物周刊：事实上，这些年外界对你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你是思想很创新的自由派，而另一些人把你看作保守派，你怎么看这些评价?
　　王长江：我隐约有听到，但是不知道他们把我划为哪一类。我是觉得实际上，不管现在的左派还是右派，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划分，我觉得你仔细去琢磨，就会发现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一样，都用的同一个方法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之前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一些之前已经被定性为左的或右的东西。他们在逻辑起点上是有共性的，如一说到一党，就认为是左派的，保守的。反之，即是多党制。
　　他们把这些简单的划分上升为常识去套用，去扣帽子。看你是主张一党还是主张多党，如果是一党，那肯定给你一个左派的帽子。而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看来，觉得你总想改变它，去动它，觉得我是右派，就又把我推到右边去了。造成我如今这样两边嫌弃的局面，左边也推我，右边也推我，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觉得恰恰是在当下，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左右来套用我们的理论。
　　重要的不是主张，而是支持你主张的理由，我想我的理由很清楚，就说你执政，但是有条件的，不管什么党执政，你都得是要满足条件的。如果你代表不了公众的利益，满足不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你即使是多党，那也是一党内的派系斗争。法国过去很长时间的政党生活是这样，政党很多，闹得很厉害，但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和精英在闹，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不谈国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多数人的暴政，知识分子们闹来闹去很少安静。意大利曾经也有这样一个阶段。但你即使是一党，如果能够保证一个沟通的作用，能够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那么它就是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绝对地说，多党制好，一党制就不好。
　　我说，你可以给我划线，但是你得看我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很多人看到我的表面说，哦，他支持的是一党民主，他就是左派。实际上这并不是底线，关键在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去看待问题，根本在于对中国的民众如何，对中国的发展如何。有人提出要搞多党，老百姓都起来，不顾死活，只是一部分有知识的人在争来争去，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就像苏联的解体，很糟糕的。
　　反对者总要拿那些不是常识的常识来给人扣帽子。按照固有的理论延伸出来，一党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民主的选举，没有民主的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民主。这个简单的线性逻辑党外的一些人和党内一些保守派思路都是一样，只不过朝着两个方向，理论出发点都在一处。
　　事实上，我们这些年在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来自这两个集团的阻力是一样的大。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如一党和多党的关系，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关系，选举和竞争选举的关系，就是回答这些年来自这两个集团的声音。认为一说到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党内左派以此为依据叫嚣，党外人士也同样说风凉话，说所谓的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就得照搬，市场经济都照搬了，民主制度为什么不照搬。

改革阻力在中间层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发表后，很多文章探讨，是否最近党内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全面成熟？你怎么看？
　　王长江：我觉得政治这个东西不宜过分地热炒，因为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了一个标签，（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提这个概念。党外神经质，党内不舒服。一方要恶炒，一方要捂着。很没有意思。
　　现在不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怎么改的问题。也不是突破口的问题，而是怎么整体推进的问题。已经是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的势头。
　　整个党面对的压力都是有的，但到了各个层次压力是不等的，最高层一块，最基层一块，中间是一块。
　　如果执政党希望不要遭到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就必须考虑这些。必须得改，上层的动力是有的，但顾虑也是有的。
　　到了最基层，地方上，政治改革的积极性更大。最基层的压力直接来自于民众，很多中央的政策要落实到这里，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基层的党干部，而且基层的党员还得面对另一个现实，有责任而没有权力，权责不平衡。
最上层和基层都有政治改革的极高诉求，阻力在哪里呢？阻力在中层，特别是国家部委，他们把很多权力收回来后，权力大了，但是并不承担相应责任，他们没有太多改革的动力。
　　因此现在的局势是党内改革两头的动力都很足，但是中间层的动力不足，形成两头拖着中间走的态势，因此政治改革是一个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