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归”从政现状报告 “怎么到政府里的人越来越少”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

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未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2014年3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编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其中收录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归精英，却几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争议，比如你放了孙中山、周恩来，放不放蒋介石？”王辉耀说。

但在现实中，“海归”官员一直是中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群体。从20世纪初孙中山等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海归官员在中国已几经变迁。如今，像杨洁篪、周济等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国“海归”官员的数量却有下降趋势。前不久，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一届欧美同学会领导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在中国愈发融入世界的趋势下，“海归”如何能回到体制内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们成为官员？

1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海外正式学位

为了解当下中国政坛海归官员现状，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集官方媒体报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履历。其中包括68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101位正省部级官员——他们是国务院系统内各部委以及31个省份的党政负责人。

统计显示，169名官员中有留学经历者为31人，占18%。其中在国外取得正式学位的有15人，占总数的9%。这15人中，有11位是国家领导人，包括10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领导人中，有留学背景的极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

根据统计，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国外学习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总数的12%。除取得正式学位的15人外，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国外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

除山东省长郭树清出国具体时间不详以外，共有6位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江西省长鹿心社。不过，他们的海外进修时间都在一年以下。

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题多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年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曾培训过大批中共高级官员。1998年，在时任中组部领导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此后，大量中国高级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官方履历显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出国花那么多钱，当公务员不划算”

目前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另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

当下中国有海归背景的官员趋向第一类。困扰中国海归人员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

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小姚（化名）就有类似遭遇。小姚出国前曾经在计生系统实习过，从英国回国后，她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工作，“通过了考试，还顺利地解决了北京市户口”。

基金会只是事业单位，由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调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个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写稿子。”小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还属于基金会的事业编制，若想转入公务员体系，必须在原基金会熬到副处级以上。为了尽早解决编制问题，2013年底，小姚参加了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小姚说，像她这样的海归，习惯了做雅思考试那种直来直去的逻辑，“完全适应不了国情，很难通过考试”。

一些进入体制内的高层官员，多经由“特殊渠道”进入。2001年2月，中国政府委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曾回忆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当时很惊奇，“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的信任”。

2010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处级干部张翔（化名）也没有经过考试。张翔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领导很赏识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国，就回来进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是直接进去的，“他们启用了绿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招进来，这样职务安排上弹性也大。”

2011年，王辉耀曾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联合会做过一个调查，对30位中国籍毕业生的去向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显示，过去4年，学院的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后，除非入学前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被派遣培养，至今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跟小孩一块考试是我不能接受的。”张翔觉得，让一个三十好几的人参加考公务员考试“很荒谬”。张翔有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了硕士，回国后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的公务员考试。张翔很不理解，“在德国花那么多钱读书，回来又从很低的行政职务干起，没什么意思。”

对于大多数学成归国的“海归”来说，外资企业毫无疑问是就业首选。根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是影响高端人才流动的三大因素。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会选择进入外企就业，其他就业单位依次为本土创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是最末选项。

对于进入“体制内”的海归来说，薪酬显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一位海归在一家中国500强公司做到了副总裁，“因为特别擅长交通管理专业，他希望能参与北京交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位副总裁对王辉耀说，“我可以不拿工资，只干一届五年就退。”

国家人社部一位80后海归，在国内最顶尖的协和医科大学本硕连读后，又到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考取了人社部公务员。“她家里条件不错，进入体制内主要是希望稳定。”她的一位同事说，“对家里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出国读书花那么多钱，回国当公务员不划算。”

没明显限制，也没有格外照顾

从新加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产生机制看，官员并非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一些重要职位人选往往先由社会培养，当其成熟和优秀后再吸收到政府。王辉耀认为：“好处是避免官员在政府中待太久而产生惰性。”

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海归没有明显限制，但也没有格外照顾。小姚举例说，“比如卫生计生委国际合作司欧美处要招一个公务员，不会写留学经历优先，只会要求英语专业毕业。”对像小姚这样从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来说，英语读写能力已经毫无问题，“但我专业是社会学，不是英语专业，所以不能去报这样的岗位。”

大多数公务员岗位还要求报名者必须是中共党员，这也让大多数海归望而却步。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说：统战部干部基本没有海归，“因为我们这里全部是中共党员”。

“我们党政机关也有海归，多数都是从高校领导岗位转过来的。”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这位组织部官员介绍，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并无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问题。李淼一直想出国读书，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冲突问题。前几天他向学校国关学院一位副院长请教，“学民族冲突问题回来能不能进入民委等机构工作？”副院长说，“不行，经济或者商务部门还好，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肯定不好进。”

经济领域的确是海归加入体制内的方向，这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简晶晶2005年从英国花旗银行辞职，回国加盟中国一家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融领域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按市场标准去做事，“比如说我做一笔贷款的评估，要考虑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国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相比较在英国花旗银行工作时的稳定，简晶晶觉得在中国最直接的感受是——变化，“你要对英国人说变化，他会告诉你，我家门口的牌子变了个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变化。”回国进入金融监管部门，简晶晶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市场，你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能推动市场的变化。这是在任何国家没有办法体验和学习的。”

“海归从政在国外可能是趋势，但对于中国来说，取决于是走国际化道路还是走中国道路。”一位研究海归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商院、经济学院的海归老师多，外籍教师也多。但是，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是大量招国内的博士。”

长期关注海归问题的王辉耀有个想法，既然海归直接进入政府比较难，那可以放宽海归进入到其他类机构的角色，“比如进入人大、政协，可以给政府提建议，发挥智力优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