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海归入“海”

非典的那一年，李玲回到北京，新医改的契机，

又将她送入中南海的讲坛，

她得到了诸多学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她的见识，也因此改变，

同时，她也遭遇杯葛，

卷入舆论的漩涡。

李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银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专家顾问，中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

2006年10月，红色的节庆，红色的雕梁、红色的大门，灰色肃穆的砖墙，气派不亚于王府大院，这里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卫生经济学者李玲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思考着23 日将给政治局委员们的讲课内容。对她来说，已经一连4 个月没有放松了，天天都是工作日，她放弃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机会。为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们上好课，一路的忐忑和艰辛，已经让这位留学归来的女人疲惫不堪。不过，她毕竟是大学教师，她要把自己在大学讲坛上的自信和自如表现在中南海的讲堂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始于2002 年12 月26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主持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学习活动。自此以后，或一个月，或两个月，都有各领域领军的专家学者被邀请进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上课。李玲有出国留学的背景，她成为被核心圈子相中的医疗卫生领域的领军人。

漫漫“国师”路

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把讲堂搬进中南海，她只是一名学成回国的海归，回国路上，没有鲜花和掌声，突如其来的讲课邀请，或许让她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在延伸。

上世纪80 年代，李玲在武汉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不少理科生纷纷依靠自己的数理优势改学经济，李玲身居其中。正因为这个抉择，她的经济研究生涯拉开帷幕。从武汉大学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她一路修完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并将自己的研究精准地定位在卫生经济和卫生管理上。2003年，正是非典施虐的时候，李玲回国任教，那一天，她拖着一口沉重的大箱子来到北京大学西门。从受聘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她的“国师”之路踏上行程。

李玲回国，面对的是新一届政府已经展开一轮的医改方案，非典的突袭，更是将她推上了医改方案的前台。此前，李玲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7 年，这一次，她不得不放弃马里兰州立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的待遇，来到北京这个疫情蔓延让人惊怵的城市。她的加盟，也让北京大学紧缺的医疗卫生领域研究多了一位领军人。回国后，多次基层调研让人触目惊心，她感叹，幸亏非典没有在基层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国家的基层服务体系已经完全垮了。”也正是因为非典，中国医改不得不大转向，开始将重点放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上。李玲的机会来了，她从美国带来的研究成果，或许对中国医改有所帮助。

进入北大的同年，她便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人之一、刚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任职的易纲合作，在中心编辑出版的《展望中国2004》发表《中国医疗、养老保障体制改革》一文。北大经济中心一直是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智库，靠近这里，就是靠近了中央，更重要的是，在中心发表文章，可以与跻身于官场的中心学者合著，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终于，进入中心仅三年时间，李玲便收到了政府抛来的“绣球”，受邀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2006 年，正是胡温政府医改攻坚的关键一年，医疗保障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有满怀希望憧憬等待的，有心怀不满指天骂娘的，这些声音体现在网络上，让她心感不安。她的搭档，是时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二人一起，为中南海的高官们讲了一堂自己从未讲过的课。

在李玲受邀讲课前，还有一位学者进中南海讲过与医疗卫生有关的问题。那是在2003年非典来袭的时候，李玲刚刚回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活动中讲了流行病防控，事后他还毛遂自荐，希望能有机会讲一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根本问题。只是，这个任务落到了李玲和李俊的身上。

2003年，非典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风向标。“非典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注重医疗卫生。那场传染病可以说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以后才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典给了政府和公众一个反思的机会，意识到仅仅抓经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李玲对自己及时回国感到恰逢其时。

李玲回忆，她讲课的题目很大，《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李玲是海归，有国内外大学任教的经历，国外部分更是她的专长。刘俊年逾六旬，是泌尿外科专家，担任过上海卫生局党委书记职务。这两个人，一个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体制外的人，一个是担任业务领导职务的老领导老专家，算是体制内的人。这样的人物遴选，体现了政治局学习的特色。

如今，刘俊已经离世，回忆起课堂上的情形，李玲无限感慨。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领导人围坐一桌，像学生一样准备好了笔和笔记本。李玲坐在胡锦涛的对面，讲课由总书记亲自主持。当轮到自己开讲时，李玲也顾不得许多，把自己准备好烂熟于心的东西全部倾倒出来。这个课堂，没有人交头接耳，只听见唰唰记笔记的声音。

上课时间持续了两个小时，李玲和刘俊各讲了四十几分钟，紧接着，是“老师”和“学生”们半个小时的提问和讨论，那种气氛，让李玲感觉紧张，毕竟，自己面对的不是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们，而是在各个领域和部门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一把手”。

给李玲印象很深的，是现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他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结合自己在广东的实践提出问题，“他举出当时在广东时给村医提供工资，每年十万，借此提出基层医生的重要性，政府应该把他养起来，效果非常好。”对于课堂上这种互动，李玲看做是一种交流，而不是呆板的经验介绍，“我们谈理论他们有实践，互相碰撞。”最后，由总书记总结发言，宣布学习结束。

对李玲来说，这是对自己的一场大考，讲课的题目太大，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问题讲清楚，必须不断提炼，把精华抽出来，让领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这个领域有一个全面的、框架性的了解。李玲认为，集体学习活动对领导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可以叫速成”。学者们把自己长时间内在自己领域内掌握的知识信息，咀嚼了以后再提炼出来。“其实他们每个人对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看法，只是没那么全面，所以讲完以后他们可以从自己实际工作的角度跟你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形态。你设想一下，每个月一次不同的题目，让领导人在各个领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很了不得的。”提到对中南海的感受，李玲几次用了“了不得”这样的字眼。

未料背黑锅

太多的聚焦，总会有不友善的眼睛盯着自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满了神奇和诡异，李玲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成为方案出台后矛盾的焦点，

回国不到3 年，就被这个组织甄别出来，李玲有些受宠若惊。面对有人质疑自己是不是靠关系上去的，她断然否认，“绝对没搞关系，我没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去搞关系。这套体系确实能够迅速从某个领域内选出最顶尖的人，然后集中他们的智慧去做事情。这中间过程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比如我那堂课，当时是卫生部长高强主导的。”把讲稿准备好后，高强就把各个部门的人召集起来，其中有药监部门的，有社保部门的，还有发改委的，部长要李玲将讲稿从自己的视野给大家讲讲，再经过程序性的集体讨论，给领导人讲课的内容终于定型，她的讲稿也因此一改再改。

得到部委领导指导后，讲稿终于定型。讲课结束，胡锦涛随后便在主持学习和总结发言上给医改定调，他谈到了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玲说：“这是我们最高领导人重申了这个责任，另外还提到坚持公共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总书记还特别提到了全党全社会要支持医疗卫生工作。”在得到领导人的拔高和提示后，李玲在媒体访谈中，表示2007 年”应该是医改更好的一年“。

那个时候，政府主导、公益性这样的词，已经多年不见，让医院回归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具有诱惑性的提法，让李玲感觉兴奋不已。“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不仅是为中国的医改定下了方向、目标、原则，其实是，我觉得还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标志着我们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更成熟了。”和李玲一起走上政治局讲坛的刘俊，更是用一句话总结了这次学习活动对医改的意义：“2006 年的卫生改革叫曙光初现，我们看到了曙光。”

在李玲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一股脑地把经济规律或者市场规律套到每个领域，她参与的那一次政治学习则是里程碑式的。自此以后，医疗改革的思路延伸到了所有领域，包括住房、养老、社会救助，都开始强调政府主导。李玲认为，这个学习活动所开启的医改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一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的确定，这是一个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目标。第二就是，这轮学习之后，医改方案是向全球征集医改方案的。”而她的身份，正是海外经验的代表。

经过这一次讲课，李玲走上了“上层路线”，在网络和其他媒体上“迅速蹿红”。消息在媒体上发表后，不了解的人纷纷打听其来历。媒体也盯上了这位学界新宠，她的文章和观点在主流媒体流传。

面对越来越多的约稿、电视访谈和媒体专访的邀请，让李玲应接不暇，她有些手足无措。不过，对于上课内容和医改方案的出台过程，李玲在媒体面前始终保持缄默。她并没有因为给领导人上了一次课就被冲昏头脑，她知道，自己的改革方案，其实也就是一个选项。况且，她代表的是北大方案并非全部，只是其一。

两年后，2008年10月，新医改方案意见征集稿在发改委网站上公布以后，李玲第一时间浏览了方案内容，她有些失望，也有些失落。随之而来的，是针对她的种种批评。她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误解，也许是自己被过度聚焦，医改出现的新问题和没有完成的事情，都被自己背了起来。

医改方案出来后，李玲一直没有发表言论，她后来吐露心声：自己并不想在已经饱受攻击的医改征求意见稿上，再增加多少批评意见。其实，她也是通过发改委网站获知意见稿的，看过以后，她对结果十分不满，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外界的批评意见如此剧烈。

当然，李玲能够理解那些方案执笔人员的苦衷与不易，从参与者的角度，她也不好再全面否定本次医改征求意见稿。为了表达自己的独立性，李玲面对媒体选择了回避，她不想让自己陷入这个漩涡，也正因为如此，外界不少人认为方案代表了她的主张，将她的海归身份和利益集团联系起来，她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媒体的暗批，不同意见者的攻击接踵而至，《大国医改》作者朱幼棣批评她“对如何医改的思维并不十分清晰，常常前言不搭后语，强词夺理”。

为自己辩护

李玲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辩解，终于，决定方案的利益集团浮出水面，真相大白，她觉得很累，选择躲避镜头，依旧埋头书斋，研究自己的学问。

面对责难，她有自己的解释：本次征求意见稿与北大版的方案相距甚远，本解决方案没有根本明确到底采用何种医疗制度模式的问题，至于方案建立四个体系的提法，根本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医疗制度必须做的事情，就像说明了人的属性一样，说人应该有鼻子、眼睛……但是这个人是谁的问题没有明确，“本次意见稿笼统的说明了方向，并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各自利益集团的观点都有反映，实际上，在本次方案中更多体现了社保部门的意见，这是他们在医改方案中处于强势地位所决定的。”

提到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李玲认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她以奥巴马医改为例，“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是一项设计得当、立意高远的方案，其意图是要为美国未来发展奠定全新的基础。然而，该方案却在政治的角力中，在利益集团的斗争中，迟迟未能实施，美国的医改无法推行，老百姓的利益更难得到保障。”

对于方案事后达成的供需双方给出的补偿性意见，李玲表示肯定，“这是一种在短期内能立刻见效的措施，尤其是在农村和城市居民能够感受医改带来的益处，从政治意义层面而言尤为是大力推广的。”但她也对医保制度推行过快表达了忧虑，认为医保推进超过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进程，会引起一些问题，束缚了医院的手脚，也造成医院采取一些对应措施和医保博弈，没有达到医保的最初效果，医疗机构中各级人士的执行不力也是医改的阻力之一。

李玲也对全球征集方案这样的形式感到满意。过程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及麦肯锡，都制订了方案，政府再把全球最好的专家请来，在钓鱼台会审，再由十六个部委来最后制订方案，方案制订后才放在发改委的网站上征求全民意见。“当时收到的意见有一百多万条，这一轮医改方案制定过程我觉得就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演练，它是涉及每个人的公共政策，要汇集民意、民智。尽管没人投票，但事实上就是人人来参与的一个公共政策的过程，这就是选事。选举可以选人，也可以选事，涉及每个人的事，大家来选。”

李玲所代表的北大方案，其实就是大部制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建立健康委员会的设想，在健康委员会的框架结构内，设立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药品管理、综合事务四个机构，让支付体系和服务体系间能够进行良好沟通，既从经济学角度实现效益最大化，又兼顾社会效益，保证基本医疗问题。这一设想或许在治理体制健全的国家有效，在中国这样一个机构庞杂混乱的国家，让她的观点饱受争议，被看做是卫生部的“说客”。不过，她还是坚持医院公益化的观点，因为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的大事，也是全世界医改关注的焦点。

不必太拔高

学者毕竟是学者，不是官员，或许，自己的学识和思想能得到领导的几声称赞，或许，卖力的几声吆喝能赚取一点名声。只是，这名声的背后，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诟病。

虽然经历了各种不顺，李玲还是作为医改的学术带头人，参与了后期的一系列改革。2009年的医改版本一出台，她就开始担心方案的可操作性不强，加上官员们“不上路子”的思路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她感觉作为学者，被夹在中间非常难受。不过，学者的独立性也让她想说就说，想骂就骂。

李玲记得，有财政部的官员表示，医疗应该完全交给市场解决，李玲毫不客气的回应：“如果让市场解决，你第一个下岗，财政部门的钱是老百姓的税钱，是公共财政，如果连医疗这样的问题都让市场去解决，那老百姓给你交税干什么?”谈到医改，这位官员说，我们不能养人，要养事，养人他就不干活了。“要是在美国，像这样的官儿第二天就得下台。凭什么不能养医生，要养你?你是不是老百姓养的?你比医生强在哪儿?他自己被老百姓养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说得堂而皇之。”李玲对这位官员的评价一点也不客气。

学者就是学者，进中南海讲课的人，并不是决策的关键人物，根本不能指望自己对国策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与李玲同年进入中南海讲课的赵树凯，就显得十分低调。他的专长是农村发展、地方治理和基层民主，讲课内容自然也是围绕这个基层民主展开。

不过，对于自己的讲课究竟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多大影响，赵树凯不以为然，他只把它当做一次讲课，一个针对某个专题的一次汇报，因为领导们需要听到各方面的汇报，想听听专家如何从自己的角度提出看法和意见。当然，这不是某个政府部门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更谈不上影响决策，“这只是专家给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研究做的一个汇报，包括这个领域里的资源情况、改革面临的形势，同时也包括了专家对这个情况的看法。”

李玲的境遇印证了赵树凯的观点，中国的政策制定有自己的一套程序，有人写政策报告，有政策部门协调主持制定政策，然后协调部门一层一层向上执行，再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终于形成政策初稿。李玲的那堂课，只是其中一环，上了CCTV，被曝光的一环。

学习就是学习，或许自己的观点有一两条能在改革方案中体现，或许能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提升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不过，风险也是明显的。李玲郁闷地成为社会对医改发泄不满的对象，背上了黑锅，这是“国师“始料未及的，也是将来要登上这个讲坛可能遇到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