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读书札记

穿长裤的“短裤党”

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法国草根阶层的“长裤党”（他们穿长裤，而绅士穿短裤）将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称基督教为“长裤党耶稣”，据说耶稣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蒋光慈出版小说《短裤党》，近距离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与构思了这部小说，书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国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应译为“长裤党”而不是“短裤党”。瞿秋白高度评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想借Sans-culotte之名来媲美法国大革命。郑超麟指出：“法国贵族服装有一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子，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贵族于是称当时的革命群众为‘无华丽短裤可穿的人'。”造成这一误译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语外，他大约总觉得中国普罗大众穿“短裤”居多，而有产阶级绅士是不屑于穿“短裤”的。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多是短衣帮……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独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国人甚至将“长裤党”译作“无裤党”，例如C·A·达林将在《中国回忆录》中，称广州的少先队员为“这些小无裤党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译者在注释说：“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只有“无裤党”才能与“无产阶级”相匹配罢。以衣着服饰作为阶级标志，在二十世纪大搞阶级斗争的国度堪称登峰造极了。

瞿秋白的误译可以理解为一种错置，是内心两个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罗革命文学的，蒋光慈则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们当然把自己视为普罗阶级之一员，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提出大众化理论，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在《学阀万岁》等文章中，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即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套用法国大革命词汇，应该是文艺领域内的“长裤党”革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我们”是谁？》等文章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应改造自我，放弃主体话语立场，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此为二十世纪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之发轫。

然而，“短裤党”并非穿上“长裤”，就能伪装成“长裤党”的。他们的尴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裤党”气质，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肌质都散发着绅士和贵族气息，却要迎合政治需要将身份设置为“长裤党”，或者用“长裤党”来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终不得不以“短裤党”的面目出现。这是普罗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蒋二人为例，他俩的生活皆有小资情调，秋白每天出入西装革履，头戴呢帽，常常引起本党同仁的质疑和反感。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因为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书店老板为了赚钱，将他的新著旧作加以再版，甚至改头换面，比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送来的牛奶、可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