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20140410）

N0.1 城乡规划替代不了市场机制

（原文摘编）为了证明“土地不自由”，另一项发达国家的制度“城镇规划”被频频引证。事实是什么？

1909年，英国议会颁布了第一部“城镇规划”的法律（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 Act）。背景是工业化带动大量人口向城镇集聚，高密度人群引发传染病流行，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人口死亡率，远比乡村和小镇为高。

“负外部性”如此严重，理所当然引来政府干预，以法律控制高密集人口集聚区街道的宽度、建筑物的高度、结构和布局，以保证通风。于是，公共卫生的规制就延伸到建筑、街道和城镇基础设施，以确保“达到良好的卫生条件，并符合便利、宜人的要求”。

在人口高密集的城市社会里，不但损害是互相的，收益也是互相的。政府修建的公共设施提升了私人物业的市价，是一面。在私人土地上的投资与建设，也提升政府公共建设的市值，是另一面。政府修地铁，若居民和城市经济活动的密度不足够，令地铁年年亏损，何来高价值之说？

“土地涨价归公”说，只看到了一面。英国《1947年城乡规划法》），将开发增值全归公而压低私人之贡献，令私人投资与建设的供给不足，如此开发权国有化，在战后人口增长与城镇化加速的背景里，终究只得改弦更张。

看来只有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乡的土地与空间资源。要市场起作用，就要清楚界定各方权利，包括政府以公共利益征购土地物及恰当抽取税收的权利。但无论是征购还是抽税，发挥市场价格机制都应是基础和前提。

 《经济观察报》 2014年4月4日 周其仁

【推荐理由】上一篇“城市治理进步令建筑更自由”与这一篇，作者破斥了国内某些学者的两个谬论，说在发达国家，因为有了分区管制，建筑就不自由了；有了城乡规划，土地就不自由了，建筑与土地就落入公共政策范畴了。城乡规划之“规划”，英文是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