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歌曲》里的唱作人 作得好不如唱得好

现实中,越来越多创作人选择转型成为“唱作人”,是因为只写歌连生活都成问题。 “很多人想从创作人变成唱作人,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觉得很困难了。”

责任编辑:袁蕾

导师杨坤(左)、学员马上又(右)在决赛结束后架起莫西子诗(中)庆祝。尽管莫西子诗在决赛投票环节中,起初以压倒性票数领先,但最终还是在“强力拉票”后以3票之差败于霍尊。选秀结果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在唱片产业暗淡、数字音乐免费、版权制度缺失的当下华语音乐产业里,音乐节目毕竟只是节目,创作者也很难成为真正的赢家。 (灿星供图/图)

“我们马来西亚人都觉得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政府到底哪里没有做好。”《中国好歌曲》学员、马来西亚音乐人汤小康情不自禁地跟南方周末记者讨论起“马航失联”事件,“只有等真正确定的消息出来,我们才能信,但是那可能要靠大国,像中国才能做得到,小国、马来西亚做不到。”

早些年,在马来西亚的小镇上,汤小康的父母卖糖水时总是备着个小喇叭喊:知道《情非得已》吗?是我儿子写的!后来,汤小康很久没再发新歌,生活也处处不如意。他父亲便常看着他叹气:“哎,你没运走。”

《中国好歌曲》导演沈宁第一次看到汤小康时,他胡子拉碴,头发也很久没修过,却认真地打了发蜡。看得出,他希望这档节目能给自己带来新的机会——尽管在马来西亚的选秀节目里,他都坐在导师席上。

沈宁原是《中国好声音》的副导演,在她看来,“好歌曲”学员和“好声音”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看起来大多沉默、压抑、敏感,还带点儿神经质,“好像含冤多年似的”。

满族姑娘乌拉多恩从第一次到节目组开始,眼泪就没停过。一直到正式上台前,导演组都还在劝她。一首自嘲的《鸟人》唱完,导师座上的刘欢、周华健、蔡健雅、杨坤四人全部“推杆”(相当于《中国好声音》中的“转身”,表示导师愿意选择此歌),这姑娘的眼泪又瞬间决了堤——自打入行起,乌拉多恩埋头写了二百多首歌,从没得到过什么认可。

2014年3月18日凌晨2:00,第一季《中国好歌曲》决赛在嘉兴学院体育馆录制完毕;两天后,节目如期在CCTV3播出。请来了吴青峰、费玉清、羽泉、郑钧助阵的这档节目,收视率是1.81(CSM48城市网),排在周五当日全国节目的第三名。

万万没想到是他啊

决赛那晚,张岭把嘉兴学院体育馆变成了自家酒吧,红色的“CD BLUES”标牌从体育馆穹顶上悬垂下来,他抱着贝斯站在台上,一旁,是手指翻飞在琴键上的刘欢。

“慢着,慢着,欢哥,我真的有话要对你说。”他唱道。

“我这不在这儿呢吗?有话你就说吧。”刘欢答唱。

像两个老友坐在酒吧里,你一杯我一杯,一直喝高到不省人事,心里那些苦闷全都掏了个底掉:“那个女人她说爱我,可她跟别人都这么说。”这是《喝酒BLUES》的第三次改编,前两次都是张岭一个人的诉说。

第一次是盲选,歌到一半,刘欢“推杆”,导师椅前的挡板落下,刘欢看到张岭,起初大笑,然后跟着音乐手舞足蹈,最后开始抹泪花:“我万万没想到是他啊!”他向周华健和蔡健雅介绍:“这个人叫张岭,是北京太资深的音乐人了,中国最好的贝斯手之一……可是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早在1980年代,张岭就已经算“腕儿”了。1986年他和朋友们组过一支叫“五月天”的乐队。乐队吉他手何勇后来成了“魔岩三杰”之一,主唱秦勇后来成了“黑豹乐队”的主唱,张岭却“趁着”那个摇滚乐最好的年代,跑到澳大利亚进修了五年爵士贝斯,回来以后在崔健乐队做乐手,有过自己的音乐厂牌,现在的主业是开酒吧。

张岭并不是“好歌曲”上最大的腕儿。他的老朋友马上又,给《建党伟业》、《搜索》、《赵氏孤儿》等几十部电影作过曲,也给那英、田震等人当过制作人,来“好歌曲”唱歌,是他平生头一次为自己的事儿忙活超过三个月;50岁的香港人柳重言喜欢反着戴顶灰色的鸭舌帽,唱起歌来空气里都飘荡着1990年代香港的味道,他选了杨坤做导师,因为“杨坤老师最懂fashion(时尚)”,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王菲唱的《红豆》。

更多的人虽算不上大咖,但也不是默默无闻。民谣歌手赵雷早就有着一批豆瓣粉丝,他在北京唱一场LIVE(现场),最多的时候也来过千把人捧场;彝族音乐人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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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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