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囚犯的“伪研究生”生涯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八岁的乐乐一边吃着爸爸的“研究生”同学和导师给她带来的糖果，一边询问。她不知道，这“研究生”和“导师”其实是三合监狱的民警。为帮服刑犯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们扮演这个角色已有六年。
“爸爸在读书嘛，回不得。”
这天，母金玲警官的职责是监听服刑人员的“亲情电话”，她没有料到，她将听到一段很不寻常的父女对话。
早上，她来到山谷的入口处，走进一个高高的大铁门。身后的围墙上，一座高耸的岗亭红瓦飞檐。岗亭里，一位武警紧握冲锋枪俯瞰山谷。
山谷里，是重庆市三合监狱。
这是2006年的3月，母金玲刚来上班一个月。她走入监区的“亲情电话”室。栏杆外，服刑人员排着队，一个个走到窗口给家人打电话。母金玲拿着一个话筒，负责监听。
按规定，服刑人员的电话、信件，都要经过监听和检查。按服刑人员的表现和刑期已执行长短，服刑人员可得到打“亲情电话”的不同待遇，有的一周两次，有的一月一次。亲情电话是服刑人员最盼望的时刻。亲情表现在平平常常的问候中，“吃得好，穿得好，身体不错，不用担心”之类。
可接下来的这个电话，很另类。这是父女间的对话，听声音，女儿只有六七岁。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啊？”
“爸爸在读书嘛，回不得。”
“你怎么读那么长时间啊？好几年了。”
“爸爸读完了大学，又读研究生了噻。”
这个人挺有趣，还和女儿开玩笑呢。母金玲警官听着电话，莞尔一笑。
女儿继续问：“我们班里也有同学爸爸读研究生，人家爸爸怎么周末和放假都回家啊？”
“爸爸学的是高科技，是国家机密噻，不能回家。”
母金玲抬起头，开始注意这个人。他30多岁，方脸，两条短粗的眉毛皱在一起，百般为难地遣词造句，不像是在开玩笑。
母金玲严肃起来。诚实，是对服刑人员的基本要求，再次进入社会后能诚实守信，是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改造目标之一。
电话打完，母金玲把这位名为王龙的服刑人员叫到跟前，问：“你为什么撒谎？”王龙双手贴着裤缝，站得笔直：“报告警官，我不想让娃儿知道我在监狱里，我不想伤害她。”
他面前的女警官表情平静，心却热起来。
“这里的电话是保密的”
母金玲警官找了一个机会，与王龙单独谈话。王龙是重庆人，因盗窃罪被判入狱15年，这是他“二进宫”。在此之前，王龙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一次坐牢对王龙没有多少影响，“我年轻，输得起。”他对警官说。出狱后，他做起水果生意，娶妻生女。
生意做久后，王龙觉得自己奔波各地太辛苦，风险大，远不及那些黑道朋友来钱轻松。他重操旧业，1999年12月17日，他与同伙偷第5辆轿车时被抓，后判入狱15年。
这一次，心情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坐牢的，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现在，关进来的是一个丈夫和父亲。
“你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应该负起责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警官告诉他。
王龙关进来的时候，女儿乐乐才1岁多，他一开始就不想让女儿知道爸爸在监狱里。2月3日，在四监区办公室，他对本报记者说：“我想过其他主意，说我在外面找钱啊，做生意啊，都不得行，瞒不过她，15年哪，只能说是读书。”
2002年，三合监狱安排王龙妻子带孩子来探望王龙，在探视室里，3岁的乐乐，抱住爸爸的脖子，将头顶到爸爸额头上，玩顶头游戏。
要走了，女儿哭了，拉着爸爸的手说：“爸爸爸爸，跟我回家。”
“爸爸不得行，爸爸要上学。”王龙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女儿抱着爸爸的腿，放声大哭。
女儿走了，记住了爸爸的“大学”，那是个很远的地方，爸爸宿舍里很干净，没有多少家具(那是监狱用于服刑人员家属探视同居的房间)。她慢慢地长大，爸爸的电话很有规律地打来，终于有一天，她问爸爸：“为什么总是你打来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爸爸说：“这里的电话是保密的，不能打进来。”
女儿给爸爸写信，信写好了，抚养她的大人们偷偷地写好信封，寄出去，是王龙将几十封信整整齐齐放到他那个8人监舍的小橱子里。现在女儿8岁了，王龙没有再见过她。“不敢让她来了，她大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监狱。”他对记者说。
“比我娃儿成绩好多了”
母金玲警官是一个12岁男孩的母亲，“这个做父亲的失去了自由，他能为女儿做的惟一的事，就是保守秘密。我因为感动，想为他做点什么。”
她找到周刚副监狱长，提出想去看看那个孩子。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这个监狱里，很多早在此工作的狱警知道王龙的事情，并以各种方式帮助他。
教育干事张成俊是直接负责王龙的警官，2004年，他结束15年的教书生涯，考入三合监狱。王龙第一次走到他面前，立正汇报：“张警官，能不能帮我看看出的题？”他拿出一份语文题放到张警官面前，有一句话，中间空着，王龙自己出了4个同义词，让女儿选最合适的一个填上。
张成俊当过小学老师，这样的事正拿手，他修改了两个词，王龙工工整整抄写一遍，寄给女儿。王龙说，女儿上学了，从现在起，他要给女儿写信，出题，督促女儿学习，“让娃儿从小打好基础”。
张警官很快知道这个服刑人员在“读研究生”。
女儿上二年级了，三年级了，王龙越来越吃力。他只念过小学，而且不扎实，刚进监狱时，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他想辅导女儿，拼命学习，文化程度提高了不少，但还是不够用。幸好有许多警官帮助他。张成俊警官替他找来教材，让他为女儿出题，而女儿寄来的试卷，很多直接由张成俊批改。
张成俊批改小乐乐的试卷时，会想到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与王龙的女儿差不多大，他在监狱一值班就是一个星期，很少有机会给女儿批改作业。刚调入这里时，他的妻子也在监狱工作，夫妻俩同时值班时，远在两小时车程外的万州家里，就只留下小女儿一人。这一天，张成俊想让女儿自己呆在家里，他打电话鼓励女儿：“自己在家住一晚好不好？晚上把灯全打开，勇敢些！”
女儿答应了，到下午6点钟，天越来越黑，女儿终于忍不住，打通爸爸电话：“爸爸，我害怕。”说罢大哭。
2月3日，张成俊讲到此处，突然呜咽，落下泪来。
张成俊说，做教书和监狱工作，有很大的相似处，都是育人，但是，“在学校育人，人最好越教越多，在监狱里育人，人最好越教越少。”
王龙在监狱的教育大见成效。由于表现良好，他从车间干起，做过大伙房伙夫、劳动小组长、值班员、车间大组长。四监区教导员刘建国说，王龙还积极协助民警做好其他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现身说法，鼓励他们不要自暴自弃，把刑期当学期，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现在，他已累功减刑3次。
王龙女儿的成长也令警官们高兴。2月3日，在教导员办公室里，警官们拿来乐乐给爸爸的信翻看，有一封信中说：“亲爱的爸爸你好，现在我把期末成绩给你汇报一下：语文96，数学95，思品A，体育A，音乐A，美术A，微机A，英语A。”
徐洪兵副监区长笑道：“比我娃儿的成绩好多了，真对不起娃儿。”
狱警因工作繁重，无暇过问孩子的事，这是很多狱警的隐痛。徐洪兵工作23年了，在监狱里呆的时间，比这里所有的服刑人员都长。“我是无期的，到退休才离开。”他笑道。
指导员刘建国翻到乐乐的信，看到其中一段：“爸爸，我有几个思想准备，一是当一名白衣战士，治病救人。二是当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三是当一名人民警察，保卫人民生命安全。这是我梦昧(寐)以求的愿望。”
“她想当警察呢！”他高兴地大声说。
刘建国也当了20多年的狱警。在几年以前，他值班的时候，会连续在山里呆一个月。有些新来的警官听过他的一个故事：因为没地方消费，刘警官坐在山上，百无聊赖地将钞票像扑克牌一样扔在地上玩，苦中作乐地说：“我有好多钱啊。”有时候，他望着对面的大山，恍惚中希望大山轰然塌掉，好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座监狱像个风景秀美的工厂，的确，它本来就是一个军事机构，但自1960年代建成后，从未启用。1980年代，这里改成了监狱。路两边，是整齐茂盛的一排排花草树木，冬青树被服刑人员剪成了球形，绝无例外，就像服刑人员的统一发型。抬起头，迎面是3座高耸的山峰。尽管风景不错，但狱警们却像服刑人员一样，与外界隔膜，对家庭照顾不上。
有一个老狱警一辈子没坐过火车，2002年，万州到达州的铁路开通，他买了最近两个站之间的票，梁平到万州，9块钱，来回坐了好几次。
尽管地处偏远，尽管工作繁重，有时甚至很压抑，但他们保持着极高的荣誉感。小乐乐想当警察，这最令他们高兴。
“你爸爸很快就回来”
得到领导的授权，今年1月11日，母金玲警官和范晓霞警官去重庆，找到乐乐的家，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两个阿姨。“我们是你爸爸学校的老师，你爸爸让我们来看你，还给你捎来了玩具。”母金玲说。
乐乐抱着黄白相间的小熊，兴奋地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她问阿姨：“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你爸爸很快就回来。”母金玲抚摸着她的头发，强忍涌上来的泪水。
在下一次“亲情电话”中，女儿高兴地说：“谢谢爸爸给我的小熊，我喜欢，睡觉都抱着它。”
王龙不知道怎么回事，母金玲回到监狱，将乐乐的照片给王龙看。王龙看完，一字一句地说：“警官，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母金玲说：“你不要报答我个人，这是监狱派我去的，你要好好改造，才对得起监狱，对得起女儿。”
王龙用力点头。
母金玲告诉本报记者：“孩子很阳光，很活泼，一点也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周刚副监狱长说，帮他圆谎，只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希望王龙出去后，等女儿长大些，能对女儿说实话。
“等娃儿长到十五六岁，我就告诉她实话，请求她的原谅。”王龙对本报记者说。
王龙在三合监狱7年了，在这7年里，女儿在长大。在这7年里，他学习着怎样做父亲。在这7年里，从监狱里可以看到，附近山上的高架桥修好，重庆到万州的高速公路开通，监狱的车辆也多起来，狱警不值班的时候，终于可以一天回一次家了。在这7年里，由于重庆市的重视，监狱的条件越来越好，一个新的监狱正在万州区建设，一部分警官和服刑人员，正往区里迁移。
今年4月，王龙又可以减一次刑，如果不出意外，两年后，他就可以离开这里见到女儿。他出狱的那一年，这个大山里的监狱可能已废弃，许多狱警，就像张成俊一样，可以每天见到孩子，不必再担心孩子一个人关在家里。
这天，母金玲警官的职责是监听服刑人员的“亲情电话”，她没有料到，她将听到一段很不寻常的父女对话。
早上，她来到山谷的入口处，走进一个高高的大铁门。身后的围墙上，一座高耸的岗亭红瓦飞檐。岗亭里，一位武警紧握冲锋枪俯瞰山谷。
山谷里，是重庆市三合监狱。
这是2006年的3月，母金玲刚来上班一个月。她走入监区的“亲情电话”室。栏杆外，服刑人员排着队，一个个走到窗口给家人打电话。母金玲拿着一个话筒，负责监听。
按规定，服刑人员的电话、信件，都要经过监听和检查。按服刑人员的表现和刑期已执行长短，服刑人员可得到打“亲情电话”的不同待遇，有的一周两次，有的一月一次。亲情电话是服刑人员最盼望的时刻。亲情表现在平平常常的问候中，“吃得好，穿得好，身体不错，不用担心”之类。
可接下来的这个电话，很另类。这是父女间的对话，听声音，女儿只有六七岁。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啊？”
“爸爸在读书嘛，回不得。”
“你怎么读那么长时间啊？好几年了。”
“爸爸读完了大学，又读研究生了噻。”
这个人挺有趣，还和女儿开玩笑呢。母金玲警官听着电话，莞尔一笑。
女儿继续问：“我们班里也有同学爸爸读研究生，人家爸爸怎么周末和放假都回家啊？”
“爸爸学的是高科技，是国家机密噻，不能回家。”
母金玲抬起头，开始注意这个人。他30多岁，方脸，两条短粗的眉毛皱在一起，百般为难地遣词造句，不像是在开玩笑。
母金玲严肃起来。诚实，是对服刑人员的基本要求，再次进入社会后能诚实守信，是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改造目标之一。
电话打完，母金玲把这位名为王龙的服刑人员叫到跟前，问：“你为什么撒谎？”王龙双手贴着裤缝，站得笔直：“报告警官，我不想让娃儿知道我在监狱里，我不想伤害她。”
他面前的女警官表情平静，心却热起来。
“这里的电话是保密的”
母金玲警官找了一个机会，与王龙单独谈话。王龙是重庆人，因盗窃罪被判入狱15年，这是他“二进宫”。在此之前，王龙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一次坐牢对王龙没有多少影响，“我年轻，输得起。”他对警官说。出狱后，他做起水果生意，娶妻生女。
生意做久后，王龙觉得自己奔波各地太辛苦，风险大，远不及那些黑道朋友来钱轻松。他重操旧业，1999年12月17日，他与同伙偷第5辆轿车时被抓，后判入狱15年。
这一次，心情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坐牢的，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现在，关进来的是一个丈夫和父亲。
“你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应该负起责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警官告诉他。
王龙关进来的时候，女儿乐乐才1岁多，他一开始就不想让女儿知道爸爸在监狱里。2月3日，在四监区办公室，他对本报记者说：“我想过其他主意，说我在外面找钱啊，做生意啊，都不得行，瞒不过她，15年哪，只能说是读书。”
2002年，三合监狱安排王龙妻子带孩子来探望王龙，在探视室里，3岁的乐乐，抱住爸爸的脖子，将头顶到爸爸额头上，玩顶头游戏。
要走了，女儿哭了，拉着爸爸的手说：“爸爸爸爸，跟我回家。”
“爸爸不得行，爸爸要上学。”王龙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女儿抱着爸爸的腿，放声大哭。
女儿走了，记住了爸爸的“大学”，那是个很远的地方，爸爸宿舍里很干净，没有多少家具(那是监狱用于服刑人员家属探视同居的房间)。她慢慢地长大，爸爸的电话很有规律地打来，终于有一天，她问爸爸：“为什么总是你打来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爸爸说：“这里的电话是保密的，不能打进来。”
女儿给爸爸写信，信写好了，抚养她的大人们偷偷地写好信封，寄出去，是王龙将几十封信整整齐齐放到他那个8人监舍的小橱子里。现在女儿8岁了，王龙没有再见过她。“不敢让她来了，她大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监狱。”他对记者说。
“比我娃儿成绩好多了”
母金玲警官是一个12岁男孩的母亲，“这个做父亲的失去了自由，他能为女儿做的惟一的事，就是保守秘密。我因为感动，想为他做点什么。”
她找到周刚副监狱长，提出想去看看那个孩子。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这个监狱里，很多早在此工作的狱警知道王龙的事情，并以各种方式帮助他。
教育干事张成俊是直接负责王龙的警官，2004年，他结束15年的教书生涯，考入三合监狱。王龙第一次走到他面前，立正汇报：“张警官，能不能帮我看看出的题？”他拿出一份语文题放到张警官面前，有一句话，中间空着，王龙自己出了4个同义词，让女儿选最合适的一个填上。
张成俊当过小学老师，这样的事正拿手，他修改了两个词，王龙工工整整抄写一遍，寄给女儿。王龙说，女儿上学了，从现在起，他要给女儿写信，出题，督促女儿学习，“让娃儿从小打好基础”。
张警官很快知道这个服刑人员在“读研究生”。
女儿上二年级了，三年级了，王龙越来越吃力。他只念过小学，而且不扎实，刚进监狱时，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他想辅导女儿，拼命学习，文化程度提高了不少，但还是不够用。幸好有许多警官帮助他。张成俊警官替他找来教材，让他为女儿出题，而女儿寄来的试卷，很多直接由张成俊批改。
张成俊批改小乐乐的试卷时，会想到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与王龙的女儿差不多大，他在监狱一值班就是一个星期，很少有机会给女儿批改作业。刚调入这里时，他的妻子也在监狱工作，夫妻俩同时值班时，远在两小时车程外的万州家里，就只留下小女儿一人。这一天，张成俊想让女儿自己呆在家里，他打电话鼓励女儿：“自己在家住一晚好不好？晚上把灯全打开，勇敢些！”
女儿答应了，到下午6点钟，天越来越黑，女儿终于忍不住，打通爸爸电话：“爸爸，我害怕。”说罢大哭。
2月3日，张成俊讲到此处，突然呜咽，落下泪来。
张成俊说，做教书和监狱工作，有很大的相似处，都是育人，但是，“在学校育人，人最好越教越多，在监狱里育人，人最好越教越少。”
王龙在监狱的教育大见成效。由于表现良好，他从车间干起，做过大伙房伙夫、劳动小组长、值班员、车间大组长。四监区教导员刘建国说，王龙还积极协助民警做好其他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现身说法，鼓励他们不要自暴自弃，把刑期当学期，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现在，他已累功减刑3次。
王龙女儿的成长也令警官们高兴。2月3日，在教导员办公室里，警官们拿来乐乐给爸爸的信翻看，有一封信中说：“亲爱的爸爸你好，现在我把期末成绩给你汇报一下：语文96，数学95，思品A，体育A，音乐A，美术A，微机A，英语A。”
徐洪兵副监区长笑道：“比我娃儿的成绩好多了，真对不起娃儿。”
狱警因工作繁重，无暇过问孩子的事，这是很多狱警的隐痛。徐洪兵工作23年了，在监狱里呆的时间，比这里所有的服刑人员都长。“我是无期的，到退休才离开。”他笑道。
指导员刘建国翻到乐乐的信，看到其中一段：“爸爸，我有几个思想准备，一是当一名白衣战士，治病救人。二是当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三是当一名人民警察，保卫人民生命安全。这是我梦昧(寐)以求的愿望。”
“她想当警察呢！”他高兴地大声说。
刘建国也当了20多年的狱警。在几年以前，他值班的时候，会连续在山里呆一个月。有些新来的警官听过他的一个故事：因为没地方消费，刘警官坐在山上，百无聊赖地将钞票像扑克牌一样扔在地上玩，苦中作乐地说：“我有好多钱啊。”有时候，他望着对面的大山，恍惚中希望大山轰然塌掉，好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座监狱像个风景秀美的工厂，的确，它本来就是一个军事机构，但自1960年代建成后，从未启用。1980年代，这里改成了监狱。路两边，是整齐茂盛的一排排花草树木，冬青树被服刑人员剪成了球形，绝无例外，就像服刑人员的统一发型。抬起头，迎面是3座高耸的山峰。尽管风景不错，但狱警们却像服刑人员一样，与外界隔膜，对家庭照顾不上。
有一个老狱警一辈子没坐过火车，2002年，万州到达州的铁路开通，他买了最近两个站之间的票，梁平到万州，9块钱，来回坐了好几次。
尽管地处偏远，尽管工作繁重，有时甚至很压抑，但他们保持着极高的荣誉感。小乐乐想当警察，这最令他们高兴。
“你爸爸很快就回来”
得到领导的授权，今年1月11日，母金玲警官和范晓霞警官去重庆，找到乐乐的家，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两个阿姨。“我们是你爸爸学校的老师，你爸爸让我们来看你，还给你捎来了玩具。”母金玲说。
乐乐抱着黄白相间的小熊，兴奋地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她问阿姨：“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你爸爸很快就回来。”母金玲抚摸着她的头发，强忍涌上来的泪水。
在下一次“亲情电话”中，女儿高兴地说：“谢谢爸爸给我的小熊，我喜欢，睡觉都抱着它。”
王龙不知道怎么回事，母金玲回到监狱，将乐乐的照片给王龙看。王龙看完，一字一句地说：“警官，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母金玲说：“你不要报答我个人，这是监狱派我去的，你要好好改造，才对得起监狱，对得起女儿。”
王龙用力点头。
母金玲告诉本报记者：“孩子很阳光，很活泼，一点也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周刚副监狱长说，帮他圆谎，只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希望王龙出去后，等女儿长大些，能对女儿说实话。
“等娃儿长到十五六岁，我就告诉她实话，请求她的原谅。”王龙对本报记者说。
王龙在三合监狱7年了，在这7年里，女儿在长大。在这7年里，他学习着怎样做父亲。在这7年里，从监狱里可以看到，附近山上的高架桥修好，重庆到万州的高速公路开通，监狱的车辆也多起来，狱警不值班的时候，终于可以一天回一次家了。在这7年里，由于重庆市的重视，监狱的条件越来越好，一个新的监狱正在万州区建设，一部分警官和服刑人员，正往区里迁移。
今年4月，王龙又可以减一次刑，如果不出意外，两年后，他就可以离开这里见到女儿。他出狱的那一年，这个大山里的监狱可能已废弃，许多狱警，就像张成俊一样，可以每天见到孩子，不必再担心孩子一个人关在家里。
重庆三合监狱内，狱警组织服刑人员下棋 母金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