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国’这份工作，是如此令人兴奋” 专访史景迁

史景迁和太太金安平都是老派而安静的人。他们不用手机，只用座机。需要看时间的时候，史景迁把手上的手表摘下来。“我不习惯用你们年轻人的手机来看时间，我连照相机都不用。” （Muto/图）

2013年2月27日晚上七点半，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一楼那个580人座位的大阶梯教室已经水泄不通，涌进教室的人们还在增加，这些人中，甚至有从广西远道而来的“铁杆粉丝”。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勉强给自己找了个摆放摄像机的位置。

人们在等待一位年近八十的美国历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直至2013年3月10日，史景迁在北京待了半个月，亮相四次：北大两次公开讲座、万科论坛上与万通董事长冯仑对谈以及一次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座。每一次，拥趸都挤爆了会场。乌泱泱席地而坐的听众，讲座一结束大批拿着书涌向他寻求签名的人群，成为这四次讲座不变的场景。

“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这是史景迁在北大讲台上的开场白。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他有两个导师，一个是写作《同治中兴》的芮玛丽（Mary Wright），另一个明清史学家房兆楹。他的妻子是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金安平。

从1965年出版第一本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曹寅与康熙》为始，至今史景迁已拥有15本独自署名的著作，内容从晚明直到“文革”。其中，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康熙”，以及从一个山东郯城普通农村妇女王氏的角度所写的《王氏之死》，最为著名。

史景迁第一次到中国是1974年——中美建交后第二年，当时包括他在内的15位耶鲁教授，只有一位数学教授受到了明星待遇。“那时候的中国人重视数学。”史景迁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42年之后，史景迁自己成了人人追逐的对象。“我不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对我这么感兴趣。”史景迁见到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史景迁曾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2004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此项殊荣意味着整个美国历史学界的认可。

他的朋友名单中包括著名学者余英时。1978年，在哈佛任教的余英时被史景迁邀请来到耶鲁，一任十年。三十年后，再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这段往事，事情的最初点相当简单：“余英时为人慷慨热情，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某次开玩笑，他对我说，他要在美国各大高校都待上十年。我说，那你来耶鲁待十年吧。”

与余英时相比，史景迁更乐于享受书斋生活，远离纷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和层次，喜好也更有不同。”史景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私下里他和余英时也会聊聊近期中国美国发生的事，但只是朋友之间的闲谈。

在史景迁的大弟子、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的记忆中，史景迁对余英时非常“谦和”。把余英时邀请来耶鲁之后，史景迁主动放手了所有古代史的部分，对余英时说：“以后我只管学生们的近代史。古代这边你来抓。”

在耶鲁大学，他时常会邀请学生一起去校园旁边的饭店好好“撮一顿”，喝啤酒吃披萨饼，闲谈。“我不喜欢问我的学生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观点，没有目的的讨论、闲聊其实更好，很多有意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