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码】儒家士子何以为官
读圣贤书的儒家士子应该比普通人更具洞察力与责任感，也应该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义务。但倘若官员们尚有对为官之道的敬畏，对民生与民心的尊重，又怎会说出类似“威胁我就是威胁党”的昏话！至于鱼肉百姓、动辄贪污亿万者，也可能对“诛伐之史笔”心存戒惕。
责任编辑：蔡军剑 实习生 程胜涛
奸佞的官员虽能侥幸逃脱当日的惩罚，但绝不可逃诛伐之史笔
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明朝礼部尚书王铎正在避难江南的途中，当听说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的消息后，他的悲伤并不像那些极端忠君的士人那么强烈，他甚至批评崇祯帝任命官员“不用栋而用藜”。对于明代的亡国，王铎似乎也早有预料：“坏我国家者，皆十七年之所以谄事欺蒙、刑名雕刻为能事，卖官剥削为勋劳。”直接将倾危社稷的责任推给当日腐败的吏治与秽行累累的权臣。到了这一年的五月，王铎意外地被弘光小朝廷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官至次辅。但一年之后他投降满清，成为一位备受指摘的贰臣，甚至有人认为他和马士英都应该对弘光朝的覆亡负责，但是从没有人将贪贿这样的罪名加诸其身。
在熟读史书的王铎看来，奸佞的官员虽能侥幸逃脱当日的惩罚，但绝不可逃诛伐之史笔。在1639年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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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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