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庐山论冰”真相

1960年代李四光在办公室看标本。 （图片采自《李四光画传》）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纪冰川，是自然史中的过客。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中国的有或无，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与国家荣誉无关。对“第四纪冰川”作政治解读，始作俑者是李四光。

第四纪冰川是地球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李四光自1921年起，相继多次报告了在中国东部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历时持久的争论。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交锋，本来是学术界极为正常的现象，但李氏大约从1951年起突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殃及中国地质学的健康发展，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1951年的李氏冰川故事

前文（《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南方周末》2014.1.30）述及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中，否定丁文江、翁文灏和地质调查所，否定现代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成就，在其行文中只有政治上的判断而未列举具体事例。全篇讲话中列举有具体事例者，只涉及与他自己相关的成就，一是“第四纪冰川”，二是“地质力学”。

对李四光1951年论述做反复研读和考证之后，笔者发现，他在改写整个中国现代地质学史的同时，也改写了有关第四纪冰川问题争论的史实陈述。

把有关文字做一梳理，李四光讲述第四纪冰川问题的梗概是：

（1）1921年，我在太行山麓发现冰川遗迹，将采集到的条痕石带回北京，安特生看过之后，以轻蔑的态度一笑置之，使我大吃一惊。

（2）安特生的一笑，导致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圈子，由这个圈子的把持，影响了第四纪地质等问题的研究发展。

（3）1933年我又在庐山发现了大批冰流遗迹。把持中国地质学界的权威怕丢面子，于是请外国人出面反对。

（4）请外国人到庐山举行辩论，结果他们或硬是反对，或是一言不发。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威信。

（5）1936年我在黄山发现了绝对无可否认的冰川遗迹以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德国教授费斯孟，两次跑到黄山看过，他随后写文章吹嘘自己在中国看到的冰川现象。

（6）1937年安特生又来中国，我给他看了一些材料后，他跑到西康，回去发表在中国看到冰川现象的文章，但一字不提中国人在他以前所做的工作。

（7）在安特生发表意见以后，中国的某些人也随之跟着他走起来了。（《李四光全集》245-248页，以下简称《全集》）

通观李氏所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李看来，反对李氏冰川观点的人，是一些为了维护自己面子和权势的中外权威人士，他们形成了压制李四光的圈子；赞同李氏观点的外国人费斯孟，有“吹嘘”和抄袭之嫌（李对费的评价在此前后有所不同——樊注）；改变了观点的中国地质学家，是因为跟着安特生跑的结果。

很不幸，在他列举的地质学家中，除他自己而外，似乎没有谁是对的。

更不幸的是，李四光继而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结论是：

由于外来的文化侵略势力和本国的买办思想结合起来而成的局势，将近30年，在这一方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全集》第8卷248页）

外国人不相信，就给他贴上外国“文化侵略势力”的标签；中国人不相信，就给他贴上“买办”的标签。

“安特生态度”的原始版与修订版

李氏冰川故事的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22年，主要事主是安特生，案由是安特生对待李四光发现冰川遗迹所持的态度。

安特生（1874-1960）是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因当时瑞典被中国认为是“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根据丁文江的建议，聘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起初协助调查煤铁资源，后亦在地质研究所授课，曾带领学生在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和考察。1918年，安特生因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而受到赞誉。在勘察矿藏顾问的职责范围之外，他还为推动中国史前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者，也由此为中国古史研究引上田野考古之路。

安特生于1926年回国，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28年任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

与冰川话题相关者，安特生多年在华北从事考古发掘，根据亲身所得资料，认为这一地区挽近地质时期（一般指第四纪以来地壳运动的时期——樊注）为干旱气候，不会有冰川发生。1937年他再度来华时，曾赴中国西部高原的西康一带考察冰川遗迹，结论认为那属于古冰川，而非第四纪冰川。

1921年，李四光根据在太行山麓发现的冰川遗迹，写出英文报道《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翌年1月发表在英国《地质杂志》上。

1922年5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李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的讲演。身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的安特生也参加了会议。他对李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没有公开发表评论。

有关安特生的态度，李四光在1933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忆述往事的原始版本是：

11年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