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19岁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此一生都穷于应付追捧、流言、责骂与内心冲突。如今，67岁的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向社会道歉，却发现仍然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符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边骂她，一边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

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