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群留学生专访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

拿着奖学金读北大

事情是这样的，1958年，中国想往法国派留学生，但是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于是中国政府率先发出邀请，邀请两名法国学生去中国留学，这样一来，也许法国也会相应地邀请中国学生。一年前，北京大学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之间就已经签订了这样一个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不过法国外交部不接这个茬儿，当时法国承认的还是国民党政府，而且外交部又是法国政府部门里最反共的。事实上，戴高乐在1964年决定和中国建交的时候，直接跳过了外交部，因为他早就知道外交部会坚决反对。最后，外交部的人是看了报纸才知道法国已经承认中国了（笑）。不过法国承认中国是有条件的，戴高乐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两名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法国公民，其中一位叫魏智（Henri Vetch）。这个人是书商，在北京开法语书店已经有年头了。他入狱是因为书店里的一名日本员工。据说这个日本人和一个意大利人在1949年策划刺杀毛泽东（1950年9月，日本人山口隆一和意大利人李安东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参与策划炮轰天安门城楼、刺杀党和国家领导人，1951年8月被执行枪决。在此之前，山口隆一是北京东交民巷法语书店中文部的编辑。书店老板魏智被认定为共犯，判处十年徒刑，1954年被驱逐出境。这里班巴诺先生可能记忆有误——采访者注）。这到底是真事还是莫须有的罪名呢，到现在也说不太清楚。

话说回来，法国外交部的路没有走通，中国政府转而向法国共产党求助，通过一个叫法中友好会（Amitiés Franco-chinoises）的法共官方组织，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应届毕业生里挑选留学生。其中成绩最好的三个人里只有我想去，所以就是我了。我在北大待了两年，从1958年到1960年，拿的是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具体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在北京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缺钱，不仅因为奖学金给得多，还因为我为外文出版社工作。虽然当时也有所谓的外国专家，外文出版社还是需要校对稿子的人手，正好我既懂中文，又在索邦大学修过文学。他们有时候会在晚上十点给我打电话：“雅克，杂志明天就要出版了，你能不能现在就过来，帮我们最后再审一篇稿子？”要知道，外文出版社每个月都要对外出版宣传刊物，各国语言都有，中国编辑自己写的外语稿子总是需要润色的。这份工作的稿酬很高，因为外文出版社把我当专家对待，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价格付我翻译费，我在北京买书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有时候他们要我把一整本中文书翻成法语，那我就可以出手阔绰地请朋友们去全聚德大吃一顿了！（笑）

在北京住宿是免费的，我当时住在北大老校区，就是原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的校址。那里美极了，有花园，有湖，而且听说我住的那幢房子在燕京大学时代是女生宿舍（笑）。那时候在北京城里还能看见城墙，到处都是胡同，胡同里鸡和兔子窜来窜去，马路上还有驼队经过（笑）。你随便找一块路边的大石基坐下来，就可能坐在一件文物上。那时候，北京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可惜现在都没有了，不然北京一定会取代巴黎，成为最多游客光顾的城市。

我在北京的第一年主要就是学语言，每天上午都有中文课，是小班课，只有四五个学生。我记得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她的丈夫就是所谓的“外国专家”，是意大利共产党派到中国来工作的。

第二年，我运气太好了，成了吴晓铃的学生！吴晓铃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研究领域的大学者，我在巴黎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时他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已经不带学生了。况且就算他愿意带学生，我也不能直接从北大转到中科院。因为根据协议，只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学生才有可能去中科院读硕士。我不死心，还是给中科院写了一封信，希望吴晓铃能收我。中科院很为难，一方面法国和中国之间还没有签订类似的协定，但另一方面，我是第一个毛遂自荐的法国留学生，直接拒绝也不太好。所以院方找到吴晓铃，跟他说：“现在有这么一封学生来信，我们院里不方便回复，不过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给他回信。每周安排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