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地产良心”还是“江湖郎中”?
“你看到没有,这套书几百块一本,我敢说没几个学者家里的书有我多。说实话,除了那些老先生,在同龄的学者当中,没几个人有我读的书多。”易宪容说。
有人把易宪容“辞职”称为“房地产界最后一个战士的倒下”,易宪容的回答是:“我怎么可能倒呢,不信你看。”
“易宪容现象”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 图/CFP
3月底,易宪容把他10年来的学术成果在博客上贴出。这显然是他在辞职之后针对各种议论而作出的“反击”。更早些的时候,他辞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一职。
在房地产界,易宪容与任志强被认为是两个最敢说话的人,且气势张扬。
易宪容自称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大骂开发商暴利,哄抬房价。他曾预言,“北京房价要跌三成,上海要跌一半”,“房地产商都怕我”,时出惊人之语。
地产商人任志强则直言不讳:我们就是应该暴利,就是应该盖高档房。
他们的身后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骂名,甚至还有人说他们俩是“一伙的”。
有人称赞易宪容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也有人指责他是“不务正业”,欺世盗名,没经过调研就胡说八道的“空空先生”,更有人嘲笑他是“穷苦孩子出身”。而任志强,则在网友们评选出来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10人”中,名列第三。
辞职不久,易宪容对于有关他的各种负面评价,努力表现出不屑:“他们都是胡说八道。”
不要惹我
易宪容辞去先前担任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究竟是何种原因,他拒绝解释。
本报记者致电他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多数回答“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网站对易宪容辞职给出的理由是:因无暇顾及研究室的相关工作,并为了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提出辞去担任的金融室主任一职。所长办公会议已批准他的辞呈。
社科院金融所办公室主任赵培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媒体可能对社科院内部工作程序不太理解,把‘辞去行政职务’误解为是‘辞职’。”
但是他的辞职引起了房产商们正面回应。在针对易宪容的评论中,最让他反感的:其一质疑他的学术人格,其二嘲弄他的出身。因为有人把他封为“地产平民代言人”,这又给反对者们留下口实,认为正因为易宪容出身贫寒,所以才喜欢这个封号。
“谁说我是穷孩子出身?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真正苦孩子出身的人,才不会站在穷苦人的一边呢。说实话,我在中国房地产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房子,衣食无忧。”易宪容脸有愠色。
易宪容的家乡在江西省上高县,他们家族拥有的房子和院落都很大,足有七八口天井。其祖父、父亲都是老革命。易宪容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五个兄弟姊妹都很争气。三兄弟都上了大学,易宪容1982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最后取得硕士学位。读大学前,他只上过五年的小学。上大学前从事过会计、无线电修理、化工等职业。因为常看《毛泽东选集》,高考政治得了88分,英语最差,只考了19分。
大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喜欢社交,成天背着一个很大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很多书,每天都是六点钟起床,然后到水房打水,做体操,买饭,吃完饭就背着书包去教室,在图书馆门口长长的队伍里,他每次都是第一个。
1994年,易宪容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贸易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又应张五常之邀,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进行合作研究。这一年,他在香港《信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开始为媒体写文章。
2001年,从香港回来,易宪容选择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这份工作的“自由度比较高”。
“我当时从香港回来,经济条件很好,已经过得很舒服了,我需要去跟他们争什么东西吗?”易宪容说自己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前提是,“不要惹我”——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不争”,而这个“不争”是因为他良好的“经济后盾”。
“媒体学者”与“江湖郎中”
易宪容的寓所位于北京西郊××公寓,这是一个200平米三层复式小楼。在北京六里桥的××园,他还有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
在递给本报记者的名片上,易宪容已用圆珠笔划掉了“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头衔,保留了名字旁边的“博士,研究员”称谓。
易宪容径直把记者带到了二楼的书房,这是他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他藏书25柜,“总共有好几万册”,除一楼是吃饭的地方外,二、三楼基本上全是书,有访客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你这里可同时供十几个人,彼此不打扰地读书。”
易宪容说他只要到国外出差,最大的事情就是买书。他甩了甩放在沙发上那件青色的夹克说:“我的很多衣服都很破旧,但无所谓。”谈到书,他表现出读书人的天真和得意,“你来看看,这些都是我的书。”
“这本你看多少钱,112美金一本,这个是港币500多,这本是400多英镑,我还用吹牛皮吗?他们那些人说我不学无术,我写那么多文章,不看书,能写出好东西吗?”
在众多的批评者中,房地产“学院派”认为他只是一个成天在媒体面前夸夸其谈、浅薄浮躁的“媒体学者”和“江湖郎中”,而“实验派”则认为他是没有经过仔细调研就胡说八道的学者。对于这样的指责,易宪容不服气。
“你看到没有,这套书几百块一本,我敢说没几个学者家里的书有我多。说实话,除了那些老先生,在同龄的学者当中,没几个人有我读的书多。”他说。
虽然辞去了主任一职,易宪容还是保持每周去一趟单位的习惯,平日里能不去则不去,“呆在家里多舒服啊。”
别以为他是什么“香饽饽”
易宪容3月26日的博客上,贴出了他近几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他们不是说我不务正业吗,我让他们看看我近些年的学术成绩。”
“我1986年就发表论文了,那个时候发表论文很难的,现在他们说我没有学术成果,有什么好说的?”
易宪容说的那篇论文,是在华东师大毕业时发表的,见于《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1期),论文题目叫《价值与理想》。
易宪容的研究领域是金融,反对者批评他专业不对口,不懂房地产。
他解释说:“房地产是什么,就是金融,离开了金融,房地产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如果研究金融的人不懂房地产,你研究什么金融?”
前段时间,在他的博客留言里,有不少恶毒的攻击,他采取的方法很简单:统统删除。“反正我现在每天没什么事,你搞得过我吗?”
然而指责从来没有消失过。有人批评易宪容把几篇论文随便一攒,便结集成一本学术专著——这个说法让他很是恼火,他有些激动地对本报记者说:“他们看得懂我写的书吗?”
易宪容是从1998年开始关注房地产的,当时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他因此写就论文《关于房地产金融研究》。
2001年,他自香港回京,内地房地产繁荣景象已初露端倪。2002年他写了《关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文。从那以后,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文章相继发表,“一百篇肯定不止”,他说是其“长期积累的一个爆发”。
在易宪容看来,中国房地产真正“出现大问题”是在2003年后。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2006年3月份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评论易宪容:“别以为他是什么‘香饽饽’。国际惯例基本标准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易宪容还讨论什么?水平太低了。”
这个评论代表了大多数房地产商的观点,在意见相左者眼里,易宪容是没有做过调查,没有付出调研成本,可又胡乱发表意见的学者。
“我有本《房地产与金融研究》,一共35万字,那里都是数据。我在国内最好的经济学杂志发表过好几篇关于房地产的文章,都是实证研究,他们为什么不读?我真正有研究的东西在那里。”易宪容反驳。
“当房价高出普通人的工资水平以及正常承受底线,那么它一定会出现问题,甚至引发社会矛盾的。”易宪容说,那些反对他的人,最大问题是“违背了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最后一个“战士”的倒下?
任志强和易宪容关于房价是升是降,吵过很多次,针对不同的议题,也打过无数次口水仗,议题涉及房地产究竟是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商品房定价是不是需要公众监督等。
2006年10月20日和22日,任志强在其博客上反复强调“市场定价原则应用市场的调节手段来控制,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但与公布成本无关。这真是一个不应被政府参与和管制、不应被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
为此,媒体记者致电易宪容,希望他能提供观点支持。易宪容口气强硬地说:“不跟他说了,这个人不屑于讨论,没道理可说了,他说的没有暴利,用数据说话,都是扯淡。”
之前的2005年12月28日,在一次房地产沙龙上,任志强与易宪容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易宪容的对手无处不在。2005年11月15日,易宪容和潘石屹在网上围绕“2008年前后买房时机哪个好”展开辩论,虽然有说有笑,但火药味十足。潘石屹坚信北京2008年之后,房地产市场仍会处于上升期;易宪容则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目前买房时机不是太好,购房者需谨慎抉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老总对本报记者说:“我每天看到他在媒体胡说八道的样子,就不舒服,老百姓也傻,还真信了。”
在与本报记者谈话的过程中,有电话进来,说邀请他参加一个活动,他答应说“没问题”,但“你得告诉我那天都有谁去,如果××去我就不去了,观点这个东西倒无所谓,关键是那是个没有基本道德的人,一个没道德的人,我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又说“你可以把××叫来,他不错”。
挂了电话,易宪容解释说,“经常有人开车到我小区楼下,请我去参加饭局,后来他们知道我不喜欢社交,也不可能跟他们走得太近,慢慢的就少了。”
他不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却又拿“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定下了“不惟名、不惟利、不惟众”的“三不”原则。他说:“公共知识分子永远都是少数人,他们与利益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知识分子一般有三条标准,一要有非常好的专业知识,二要有基本的道德良知,三要有批判精神。我要努力这样做。”
“那你代表谁呢?”记者问。
“我不代表谁,不代表哪个利益集团,我只站在国家利益,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来思考。我说的东西为什么获得那么大的反响呢,肯定这个问题是个大事,是绝大多数人都关心的大事嘛。”
也有一些人把易宪容“辞职事件”称为“房地产界最后一个战士的倒下”,易宪容的回答是:“我怎么可能倒呢,以后只要对社会、对民众有益的事,我还是会关注,还是会做。不信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