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改革都是被迫的”——吴晓波谈历代经济改革
吴晓波审视近两千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写出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写完这本书，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历代的改革，都是被动式改革，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时，是不会改革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阻，国库没钱实在没有办法时，才会被迫启动改革。”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林宝玲
改革号。
改革到今天，中国有1086万私人企业主，3000多万个体工商户，将近5000万人，这样庞大的有产阶级团队，在整个改革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他们居然是一群沉默的人，那是一个惊人而不可思议的现象。
未来中国继续改革的主题，将是在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浩荡两千年》出版以后，吴晓波应一家网站的邀请，就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做了一个系列演讲。在这个演讲的基础上，吴晓波花了一年时间，审视近两千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写出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
写完这本书，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历代的改革，都是被动式改革，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时，是不会改革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阻，国库没钱实在没有办法时，才会被迫启动改革。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联产承包、八十年代末期物价闯关、九十年代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税制的问题、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变革等问题……都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改革的。”
目前，新一届政府再次启动改革，中共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在沉寂多年后再次成为社会热点。日前，南方周末记者在杭州专访了吴晓波。
“改革这个词已经被泛化了，任何事情都可以叫‘改革’，一些反市场化的行为也用改革的名义进行。从市场化的角度看，改革已经被‘发展’为名掩盖住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数字，有时采取的办法是垄断，这是我们需要警惕。”
走不出的历史怪圈？
南方周末：历代经济制度，都是同时期政治制度的影子产物。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里，你发现了什么？
吴晓波：研究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我找到两个模型工具：一、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上和今天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这一模型体现在：中央集权，地方不满，中央向地方放权，权放多了，地方政府坐大，不听中央的话，中央政府弱势，变成一个讨饭财政，然后中央政府再想方设法收权，先是通过税制改革，操纵货币和信贷政策，再制定产业垄断、专营，控制经济产业的命脉。
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变革，前15年放权改革，后15年集权改革，也是重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历史上，它们分别呈现为：1.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2.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3.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4.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南方周末：历代的政治问题，内在核心其实是经济问题，为什么？
吴晓波：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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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