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的形与影

慧能与孙中山，分别代表着西土文明、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激荡所结出的两大伟大成果。这是岭南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贡献。文化发展到最尖峰处，它就会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像孔孟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顶上之珠，更是中华文明的顶上之珠一样。

近三十年来，我们大概兴过两轮文化热，现在是第二轮。上一轮的文化热，喜欢宏大叙事，好谈中华文化，好作反省性的思维，中国落后、中国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个人崇拜加专制的怪现状，都与我们中华文化的劣根性有关。还好谈什么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区别，然后得出一个西优中劣的结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一轮文化热，刚好与三十年前翻转来，现在好谈区域文化——山东人谈齐鲁文化，湖南人谈湖湘文化。我们广东当然要谈岭南文化，我们如此威，我们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出过康有为梁启超，出过孙中山，还有食在广州的美誉。真可谓：近代指向南粤，更加“屈屈忽忽”（以前有讲广州话的人错把郁郁葱葱读作屈屈忽忽）。岭南文化让我们深感骄傲！总之，本土认同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

但对文化这两个字，我们不能不保持一种警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有一个记者采访钱锺书，与他谈起当时的文化热，钱先生很反感，说：戈培尔说，别跟我谈文化，谁要与我谈文化我就掏出手枪来。杨绛在旁听了，从笔筒里拿出一把裁纸刀递给钱先生，这个也行。钱先生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反应呢。因为谈文化最易泛泛而谈，最容易流于概念化。

我把这种概念化现象称为“认影为形”。把一个立体的东西平面化，很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举个例，无锡在清代时有一个民间节日叫报恩节，即提倡报亲恩的节日。每逢这个节日，都有劝人行孝的歌舞表演。有一无赖急着要吃过晚饭去看节目，当他见饭还未煮时，厉声斥责他的母亲：“死老鬼，还不煮饭，误了我去玩报恩节！”按照一些文化学者习惯，研究者不知这个节早已流为一般的庙会，劝孝的歌曲已经有乐无词，流为纯娱乐活动，如果仅仅抓住这个报恩节的噱头，就说：啊！这是一个报恩之乡，孝文化之乡。这种文化学者的方法，就是认影为形的方法。以前批判传统文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谈区域文化，是赞其一点，不及其余。

我们谈岭南文化，就要看多几个点，不单要攻，也不单要赞，避免简单化、平面化，从文化之“影”，进入历史之“形”，进入社会之“形”。这就是我今天谈岭南文化时，希望遵循的方法。

“开放性”：不同群体有差异

岭南地处环太平洋文化圈的一环，长期是中国的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这自不待言，这已被文化学者讲烂了。

最早质疑广州人开放的，是什么人？是一些想来广州“沟女”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就听到有外地来的男士抱怨说，广州女孩好保守，不像想象中那样！我说，你是想象错了。一来在熟人社会里，女人多保守；二来你可能是一个令女人保守的人；三，这些女人可能仅是在交友上保守，而其他方面开放呢？大家看，评价女人开放与否已经如此之难，何况评价一个有着曲折历史的区域？

我们真不要以为岭南的市民乃至知识分子，都天然开放。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近代，广州的确是最早最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地方，但广州人历来守住一条，不让鬼佬入城。以往十三行都在城外，只准外国人在城外做生意，不管你做多大的生意，外国人不得轻易入城内，尤其不得留宿。或许可以这样说，我的城外是开放的，但城内是保守的。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与广东的省长耆英曾经约定，经过两年理顺民情，准许外人入广州城。但广州人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决反对外国人入城，斗争非常激烈，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就是典型一例，一时成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问题，英国人心里不忿，中国官员也头痛。外国人在上海就顺利多了，是上海人比广州人开放？

其实也不是，决定一个地区开放与否，第一因素并不是意识决定的。当时上海这个小县城还没有多少市民呢。为了减少麻烦，当局给外国人在城外划块地给他们自己经营居住，华人与外国人不得混居，这就是后来的租界雏形，上海原住民与外国人井水不犯河水。这一格局歪打正着，后来促使上海这个小县大繁荣，使它很快超越广州这个老港口，又远远超出宁波、福州、厦门这些新港口，这可以说是两个广东人“合作”做成的。一个是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他把南京苏州等江南地区的社会精英——有钱人、有文化的人都吓到上海赶到上海去了。而另一位买办官僚吴健彰，他当时正好任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地委书记。

吴道台到现在的名声也不好，一是出身买办，二是出卖上海的管理权。他原来只是个卖鸡的，广州人叫他“鸡爽”，后来做大生意，做了买办，与洋人打交道，学会了“广东英语”。1842年谈《南京条约》时，他被派到南京做翻译、办外交，后来又通过买官，一来二去，做到了上海道台。他参与作出了两个对上海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是允许被洪秀全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