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帕瓦罗蒂首次来华

在中意双方关于帕瓦罗蒂首次来华的谈判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其中的差异，既有观念上的，又有物质上的。回首这一切，真让人有隔世之感

1986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胡耀邦会见帕瓦罗蒂的消息。　　作者供图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罗蒂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来华最为中国人、也最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有人说，是帕瓦罗蒂，为中国人真正打开了一扇西方歌剧的窗户。帕瓦罗蒂本人也说：“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在他的自传《帕瓦罗蒂的世界》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记述此行。他写道：“那次访问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邀请我再次前往，但我总是加以拒绝。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这似乎可以解释，帕瓦罗蒂前两次来华为什么中间相隔了那么长的时间。
    2007年9月6日帕瓦罗蒂逝世后，很多国内媒体刊登了悼念文章，回溯他与中国的渊源。但不少文章并不准确。笔者所服务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罗蒂1986年首次来华的主办机构。借工作之便，我到档案室里打开了当年的卷宗。厚厚三大本卷宗中，封入了“谈话谈判备忘录”、“明码电报”、“接待计划”、“外宾接待简报”等各种当年往来的工作文件，也封入了今天看来别有意味的帕瓦罗蒂第一次来华的细节。

意大利政府出钱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原因，欧洲一个剧院到遥远的北京演出一台歌剧，在那个年代绝非易事。中演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提出派遣罗马剧院访华，由于经费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几乎每年都会旧话重提。以至于中国文化部都感到有些疲惫了。关于热那亚歌剧院1986年访华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写给文化部的请示报告。当时的文化部主管领导在上面批示：“此团来访的来龙去脉未说清楚。邀请如此大团来访，目的必须明确。请再查一查情况，告我。”
    中演公司急忙报上去一份更详尽的报告，说明热那亚歌剧院此次访华“确有诚意，将会得到官方资助”。为了让领导决策方便，还特别在新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一，热那亚歌剧院与帕瓦罗蒂一起来，共160人；其二，请帕带二三十人小乐队来。但同时指出，如果热那亚歌剧院不来，费用可能有问题，因为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对该剧院访华给予官方资助。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个方案完全是个伪方案，根本就不成立。于是领导果断批示：“拟同意按第一方案，即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名演员帕瓦罗蒂也来）于1986年6月来华访问演出。”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部长朱穆之很快相继圈阅表示同意。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来了。

中国方面很强硬
    之后，是长达一年多的各种具体谈判和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双方还都一直没有直接见面。当时的谈判所涉及的内容极为琐碎，排练演出在什么样的剧场，住什么样的酒店，中国当时有什么标准的剧场和酒店，以及饮食交通如何安排，剧院需要来的人数，能不能有啦啦队、摄制组……耳听为虚，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头绪。
    显然意方有些着急了，通过中国驻意使馆提出来华进行考察商谈。针对这一情况，1985年10月11日，中演公司致电驻意使馆文化处：“请告热那亚歌剧院，如同意下列几点，我可如期接待该院4人自费来华商定访华演出有关问题并发签证。1.我接待的总人数（包括帕瓦罗蒂的随从人员在内）不能超过160人，超过的人数应自费。2.住房仍为前门饭店登记的旅馆。3.我方解决童声合唱团、吹奏乐队及群众演员有困难。4.同意电视组自费随团活动，每人每天食、宿（两人一间）、交通费至少60美元，城市间交通费另付。以上问题请该院均予谅解。”
    看得出，中国方面很强硬。谈判过程在帕瓦罗蒂的自传中没有什么反映，只有一句：“这项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但我们很少张扬，因为我们怕最后若谈不拢，会让大家太过失望。”
    其实，今天来看，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条件对中国是相当有利的。简单地说，国际旅费和艺术家的工资均由意大利方面负责，中方只负责艺术团落地后的接待安排和相关费用，而且由于是两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按惯例不需要支付演出报酬，也不用考虑票房分成问题，只需要支付给艺术家们一点零用金就可以了。与今天商业演出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却有彼时彼地的情况与困难。

能否在体育馆里演歌剧
    在谈判备忘录和相关文件中，有意方提出在体育馆演出歌剧的记录。中方提出，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对方显然不肯轻易放弃，坚持在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中方于是告诉对方，如果选择在体育馆，需要另外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25万美元在198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费用呢？中方说，需要支付体育馆前后共一个月的场租费。这是当时经咨询，体育馆方面的报价，而且是“上级的规定”，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是全球最贵的租金了。
    意大利人倒是沉得住气，说我们在经费方面再想点办法，但后来这个想法还是不了了之，只有选择由中方为之选定的天桥剧场。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从中国人的角度，在北京也没有比天桥剧场更适合演歌剧的了。如果早在1986年就能够在体育馆演出歌剧，对中国文化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热那亚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了6场歌剧《波西米亚人》，其中3场由帕瓦罗蒂出演。此外，帕瓦罗蒂还分别在北展剧场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两场个人音乐会。依照中国“专业界”人士的标准，帕瓦罗蒂个人演唱会同样不太适合进入大会堂。但是帕瓦罗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其实中国也没人享受这份殊荣）。大会堂的那场演唱会，是经过胡启立提议、胡耀邦拍板决定临时从北展移到大会堂的。这成为1986年帕瓦罗蒂访华的高潮，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的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住宿问题
    开始，意方对许多事情很坚持。比如对于剧场，他们认为天桥剧场“条件太差”；对于人员，中方要求他们限制在160人以内，他们认为“不可能”；对于原先安排的前门饭店，他们觉得“太落后”。随着谈判的进行，他们接受了天桥剧场。160人的限制，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只负责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费用，余下的50人为自费，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干接待费。
    住宿问题，稍微复杂些，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柏林交响乐团来,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仍然很客气，“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两个宾馆的差价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香山饭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同一天空出这样多房子有困难，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我曾向今天的旅行社请教关于“起租费”的问题，他们说早就没有这个说法了，你那是什么时候的皇历？

每天500元“出场费”
    让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关于“零用金”问题的最终谈判。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这一结果在总数上实际超过了意方提出的标准，因为除去院领导的零用金有所降低外，其他人都提高了，而剧院领导其实没有几个人。这时意方的态度很有趣。原备忘录上写道，对此“意方表示理解，也能接受此方案；但（需要）再做演员的工作，在文字上应加上‘保留探讨的权利’”。任何人也看不出给演员加了钱，为什么还要“再做演员的工作”的道理。历史一不小心就在这里留下了一点幽默的小插曲。参加谈判的是院领导，降了他的零用金，长了别人的，有苦说不出，慌不择言地以需要再做演员工作为借口，“保留探讨的权利”，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太高明的台阶下。
    至于中方为什么给出高于对方要价的“零用金”标准？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经向老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许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级部门请示，具体做事儿的没有自主权。即便是对方的要价对中方更有利，也不能临时相机改变上级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所谓谈判，不过是“通知”对方而已。当然，今天的中演公司在理念和工作方式上已完全与国际接轨。回首这一切，真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超乎想象的天价了

“罢工”问题
    备忘录显示，有些谈判，意大利人显然被中国人绕糊涂了。中方提出，有些舞台人员可以住在剧场附近的前门饭店，这样可以节省交通时间，而且方便（真实目的可能是节省住宿接待费用）。意方认为，如果住房条件不好，或分在几个饭店住，演员会罢工的，其责任意方不负，按法律要由中方负责。中方认为，遇有问题应本着协商精神加以解决，而不是付诸法律；因为法律是各国自己定的。如“罢工”，在意大利是可以的；在中国是不行的。届时如真出现罢工，按意大利法律办还是按中国法律办？意方只好同意按协商的办法解决。关于“罢工”条文，中方提出：一、如果写上意歌剧院可以罢工，那么也应写上中方的协助人员、舞美人员、司机等也可罢工。二、写上“如果意方的演员罢演，所造成的后果，其责任应由意方负；中方的有关人员罢工，其责任应由中方负”。意方大约也明白，中国人不可能出现罢工，写了各负其责，其实也就是等于要意方负责，所以提出“那么都不写”。中方表示同意。
    显然，中国人踢皮球的功夫要大大超过意大利人踢足球的水平。

意大利“粉丝”跟着来华
    在今天，如果有外国演出团体来华，对方表示有一个几百人的粉丝团要跟着一起来，肯定会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也会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但在20多年前的中国，帕瓦罗蒂的粉丝们却遭到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拒绝。意方提出，帕瓦罗蒂在华演出期间，希望中方能为意大利几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观摩票（意方自己出钱）；中方认为，意歌剧院来华，主要是为中国观众演出，意旅游者可回意再看，中方不能提供观摩票，一口就给回绝了。意大利人还是不甘心，说你们不是需要外汇吗？这些人来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钱，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中方不为所动，称：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
    但是，帕瓦罗蒂的粉丝团还是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160人，而且是和帕瓦罗蒂同机到达。他们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庞大的旅游团。承办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国人的脾气，在大部队临行前一个半月，1986年5月7日，负责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线旅游公司经理塞维利欧·盖格里雅第专程来京拜会了中演公司。
    事到如此，中方首先礼貌地感谢对方通报这一情况，但接着说，以前你们意方曾提出80人旅游团访华，我未同意。中演只承办艺术团，而不是其他团；观众主要是中国人，票供不应求；演出不像体育比赛需要啦啦队，而且两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不便。
    但是对方却不慌不忙，表示了解中方心情，并劝中方不要担心。他强调这160人一行的访华，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会给中方造成麻烦。两个团虽然同坐一架包机抵京，在飞机上他们可以是一个整体，但自下飞机起，两团就会分开；且表示，他有丰富的组织经验，非但不会给中方制造麻烦，相反会随时为中方提供帮助。比如，为避免歌剧院抵京时住房混乱，他可以帮助中方预先编排房号（因为他有歌剧院访华人员的名单，这一点打动和拿住了中演公司），还有组织参观游览等。事已如此，中方表示，具体问题，等前站来后再商定。对方也顺势提出，要求参加中方同前站的会谈。
    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都是由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连包租专机，也是他们谈定的。这其实是西方旅游业最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会谈结束后，中演公司给有关方面的报告称：“据悉，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一个民族，意大利人的自由主义观念极端严重。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安排他们的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并据此提出了接待工作新的预案

中方婉拒外长赞助
    在当时中意双方的商谈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原因既有观念上的，也有物质上的。
    中演“关于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演出赞助名义问题的请示”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意大利在举办较大型文化和演出等活动时，有由总统或部长等有较高地位的人给予赞助的习惯。意方询问，不知中国有无此习惯？意驻华使馆提出，希望以两国外长的名义予以赞助。外交部西欧司的意见是，如从双边关系上讲，他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请中演公司根据一贯的做法，从礼宾角度出发，进行通盘考虑。中演公司说，以往官方来访艺术团从未有过以外长名义予以赞助的做法，从各国来华艺术团平衡考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不提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次提了，难免今后引起互相攀比，产生亲此疏彼之错觉。再从简化礼宾角度考虑，不提赞助，也是可行的。
    相关领导批示：“同意演出公司意见，以我无此习惯为由予以婉拒。”其实今天看来，当时如果那样做了，在理念和习惯上都是重要的突破。因为现在，两国间特别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由政治人物甚至双方国家元首担任赞助人或名誉赞助人，已经成为惯例。

冰箱、洗衣机、1500瓶矿泉水随机抵达
　1986年来华，是帕瓦罗蒂的节日，除了他母亲患有心脏病，担心受不了巨大喜悦的冲击没有来之外，父亲、妻子、三个女儿，家中的亲人悉数都来了。
    人之外，还有“辎重”。这一行队伍，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还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连帕瓦罗蒂本人都为此感到吃惊。
    1986年6月16日中方一封特急电报上称：
    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含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我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收到这样的消息，再加上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的传言，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带来了很多的食品。还带了三个医生、两个秘书、两个厨师。
    然而中方在当时也确有为难之处。为了将热那亚歌剧院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从25元提高到30元，还需要专门给文化部打报告。
    关于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甚至还有一份独特的关于调整演出票价的请示：根据胡启立同志对外国来华表演艺术团演出的票价要“优质优价”的指示精神，建议将歌剧和演唱会门票价格根据剧场情况划为四档，分别调整到10元、8元、6元、5元。这一请示在当时是“外联局并报刘德有副部长。并经艺术局会签”的。显然，这样的票价标准，在当时属于高价了。然而演出票还是供不应求，尽管没有“黄牛党”，歌剧和演唱会的5元钱门票，还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这些细节让人看到真实的历史。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让帕瓦罗蒂带着冰箱蔬菜来，就会成为笑话了。但在那时，这就是荒诞的真实。帕瓦罗蒂的冰箱，后来留在了中国。中演公司医务室前两年被撤销前，还一直使用着它。已经退休的肖大夫说：“挺好用的。

随时都会找到快乐
    来华演出，对于帕瓦罗蒂来说，物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但是精神上非常兴奋。6月下旬到7月初，正是北京最热的日子。当时的北京天桥剧场，根本没有空调设备。由于太过闷热，帕瓦罗蒂的感觉是“连空气都没有”。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帕瓦罗蒂非常清醒。他写道：“即使我确定不会有中国人听到，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有所抱怨。如果我开始有怨言，团里的每个人也会开始发牢骚。此外，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事实上，他也是一个随时都会找到快乐的人。在中国演出之余，他还跑去看京剧，并且请化妆师为自己化了妆，现学现用，竟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对于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化妆，他表现得非常耐心。
    他还告诉我们，在1986年的北京虽然汽车稀少，可也照样堵车，一次在香山饭店和天桥剧场之间的路上，他被几辆牛车堵了整整4个小时。可他并没有沮丧，反而想到小时候家乡的田园风光，过去摩德纳的街上，牛车就是这样走的。
    连在乐曲当中鼓掌这样不礼貌的行为，他也不以为忤。他觉得：“此地观众对我们的音乐会习俗一无所悉，他们听到喜欢的东西，便很自然地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一旦发现我与其他歌手并未停下来，立刻就停止鼓掌，音乐并未被打断。对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礼貌性’掌声更糟糕的东西（嘘声可能更糟糕，但礼貌性掌声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较之下，‘不礼貌的’掌声岂不非常可喜？”
    最有趣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骑车。本来只是为拍摄几个镜头而临时想起骑车的帕瓦罗蒂，骑上从一位中学生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就不肯下来了。他骑上单车，开始绕着天安门广场走，“那种感觉非常棒，我在中国骑单车！”他看到纪录片的导演与摄影师跟不上来，故意骑得更快。他们只需要拍一个镜头，“但我骑得正高兴，根本不想停下来。”

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好的听众
    中国人对帕瓦罗蒂表示了真挚的欢迎与极大的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是掌声如雷。据中演公司《外宾接待简报》记载，帕瓦罗蒂的首场歌剧演出，非常成功，观众最长的一次掌声“长达6分钟”。而他在北展剧场的首场音乐会，终场谢幕15次，加演了5个曲目，相对于12个曲目的整场演出而言，加演的曲目与时间甚至超过了一个半场演出。“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应深深令我感动。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地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们的反应源自内心深处，似乎是完全开放自己，来接受我们提供的音乐。”
    6月25日，帕瓦罗蒂在香山饭店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真挚地说：“我不想讨好中国人，但应该说真话。中国听众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中国有这样好的听众，这是我预想不到的。”大师非常坦率，“ 我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到一个新的国家来访问演出，如同上演一个新的歌剧一样，心里是不托底的。”他说，为此，他和热那亚歌剧院的同行们，在来中国之前，特意在热那亚的体育馆，完全按照在北京演出的节目进行了三场试演。
    他形容此次来访“简直是一场美好的梦”。对中国人他也有自己的评价，认为“中国人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这与苏联、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不同，在那里人们精神受压抑，而中国人自愿与人接近，是开放性的，富有创造力”。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引用了一句意大利谚语，“放弃老路走新路，困难在所难免”。并且说：“中国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剧发展的新道路一样。”
    帕瓦罗蒂在中国并不是一味说好话，他关于严肃音乐的说法切中时弊。在谈到严肃音乐、民间音乐、通俗音乐的分类时，他说，“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这种分法不科学。把古典音乐都列为严肃音乐是不妥的，所有的古典音乐不一定都是严肃音乐；而民间音乐、通俗音乐（即现代音乐）同样也有严肃音乐。这主要取决于作品的本身。

“我爱上了您的国家”
    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帕瓦罗蒂到中南海做客，并举行午宴欢迎他的访华。胡表示，他看到了帕瓦罗蒂关于严肃音乐的谈话，很好，可以跟音乐理论界的人探讨一下。他还感慨，中国有可以容纳6000人的宴会厅，却没有容纳3000人的歌剧院。他首次向客人透露，10年内中国将建设一个国家大剧院，邀请他届时来演出（实际上中国国家大剧院到今天才正式落成）。为了弥补没有大型歌剧院的不足，胡耀邦当场拍板，请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他还劝客人不要着急走，到中国的一些地方去看看。听说艺术家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胡耀邦决定让有关方面包专机送客人去西安看一看。
    次日，中演公司就与空军联系，包了两架“三叉戟”飞机，7月1日早9时起飞，晚7时返回，朝去夕归。中国人的办事效率令意大利人大吃一惊，为之激动不已。尽管为了准备7月2日的演出，帕瓦罗蒂本人没有去西安，但是他的家人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几乎都去了。
    帕瓦罗蒂不断为他和热那亚歌剧院中国之行中所发生的事情所激动。7月4日，作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唱会的外国人，帕瓦罗蒂为这个他个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室内音乐会的成功激动不已。万人大会堂辉煌的场面和宏大的气势，给帕瓦罗蒂极大的震撼。7月4日当天，他表示7月8日愿为北京观众加演一场，场地小点，不用扩声设备。但其后他又紧急约见中演公司经理宋成九，说加演事未同美国记者商量。尔后，帕正式告诉中方：在京不能加演，因为美国记者不愿钢琴师留下（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于7月4日当晚离境回国，帕瓦罗蒂因为要到上海拍纪录片留了下来，这时他的安排主要听美国摄制组的）。这在帕瓦罗蒂是十分破例的，也是“十分不谨慎的”。同样，也有人批评胡耀邦“不谨慎”，个人演唱会进大会堂，包专机去西安游览，这么大的事，说笑话一样就定了，什么意思？但正是这种“不谨慎”显示出一位伟大艺术家和一位伟大政治家极其可贵的真挚情怀。
    帕瓦罗蒂7月16日离开中国前在机场给胡耀邦写信，说“我爱上了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