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章 “少爷艺术家”的愤怒

徐元章在“上海第一私人花园”住了50多年，但判决书中，他连继承人之一都不是

图 / 雍和

　　对法院的判决，徐元章充满了愤怒。
　　“我在宝庆路3号住了50多年，连继承人之一都不是？！”9月20日，这位以画上海老房子闻名的水彩艺术家愤愤不平地反问。
　　更让62岁的他想不通的是，最近徐汇区法院的判决，把他的居住权也否定了——必须于30日内搬出宝庆路3号。
　　“我可是从7岁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啊！”徐元章说，对于宝庆路3号，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外祖父在这里置业、居住；父母在这里相识、相恋；自己也在这成家立业。
　　法律毕竟还是法律，对上海高院的终审判决，徐元章提出了申诉；对徐汇区法院判令他30日内搬离的决定，他提出了上诉。
　　但对于结果，徐元章不抱任何希望。

豪门后代的遗产纠葛
　　徐元章住的地方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纠葛，在于它的价值——上海市宝庆路3号，位于宝庆路和淮海路的交叉口，是上海市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
　　更为人瞩目的是，宝庆路3号有着上海市最大的私家花园——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
　　此花园原为一德国商人所用，后被当时的“颜料大王”周宗良买下，加以整修，重新建造多栋洋房，作为自己的居所。由于整个宅邸土地使用面积达4774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48平方米。在当时的上海，该豪宅几乎无人望其项背。
　　1946年，周宗良移居香港。
　　解放后，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满1048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周宗良的指示，留在上海的女儿周韵琴和女婿徐兴业得以入住宝庆路3号，7岁的外孙徐元章随父母入住其中。没想到，这一住就是50多年。
　　“外祖父这个决定英明啊，不然这套老宅也许早就充公了。”谈起自己入住宝庆路3号的经过，徐元章很感慨。
　　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病逝，留下了处置包括宝庆路3号在内的遗产分割协议：妻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周宗良儿子、女儿这一代也要相继离开人世时，周宗良的遗产分割日益成为众多后辈的心病。
　　2002年6月，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7人向上海市一中院递交诉状，将周宗良二儿子的女儿周广仁、养女周平等16个子孙告上法庭，要求解决宝庆路3号等几处不动产的遗产分割问题。
　　“为什么要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宝庆路3号呢？因为继承人众多，意见不一致。”徐元章说。
　　让一些继承人意料不到的是，本想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争议，结果由于法院判决，他们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之中。
　　原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周宗良遗产的继承人众多，对宝庆路3号房屋无法作实物分割，就采用了继承人竞价的方式将房屋变现7300万元（净价）。而让众多继承人惊讶和不理解的是，取得该房屋产权的企业没几天就打出广告，以一个多亿的标的要将宝庆路3号卖出。大部分继承人认为，他们“被法院和企业耍了”。
　　于是，一部分继承人提出上诉。
　　2006年5月，上海市高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房屋产权归属及折价款数额认定的判决。
　　让徐元章气愤的是，从1951年住进宝庆路3号起已经在此居住了50多年的他，由于母亲周韵琴“下落不明”，竟然成了局外人，连继承人都不是。

宝庆路3号的记忆
　　现在，除了愤怒，对宝庆路3号，徐元章更多地是感到惋惜和不舍——从7岁开始，他的生命就和这些房子连接在了一起。
　　基于诸多亲属的回忆，徐元章是这样想象作为上海巨商的外公周宗良的：讲一口带有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英语、德语流利，出入于显贵巨商之间，但却又身着长袍马褂，洋气中带有一种传统之魅。
　　外公住的主楼，徐元章去过，有16个房间，小的只有6平方米，里面的布置完全西化，进门有衣帽间，很讲究，绿色吊灯，黑色挂衣橱，铜钩。
　　会客室也让徐元章惊叹：黄丝绒帷幕，有流苏，热水汀全是紫铜的，有木架子。壁灯都是车料磨出来的，非常昂贵，家具是达芬奇式的，米色。
　　餐厅两大间，外面中式的，里面全是欧式的，柚木的餐台酒吧台，彩色玻璃，很大的皮沙发。
　　“可惜，在‘文革’时，这一切都被拿走或破坏了。”
　　更给徐元章带来更多亲切记忆的是，在宝庆路3号这座深宅大院内，他的父亲徐兴业和母亲周韵琴完成了传奇般的相识、相恋过程——周宗良四女儿周韵琴绘画、钢琴、社交舞样样精通，又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只是国学修养较显单薄，为此，周宗良特地选了一位毕业自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相貌平淡、沉默内向的先生做女儿的家庭教师。这位先生就是徐元章的父亲徐兴业。
　　让周围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仅仅一周两次课的教授，长相平平的徐兴业就俘获了比自己小七岁、裙下追求者众多的富家小姐周韵琴。
　　说起来，徐兴业也是出身名门，父亲徐春荣是一名实业家，致力闸北民族工业发展，开办了闸北水电公司。为了纪念他对闸北区所作的贡献，曾有人建议将现今的上海青云路改名为“春荣路”。
　　可惜的是，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下，徐春荣的财产瞬间化为乌有。
　　出身名门而又家道中落的徐兴业，前往大买办周宗良家执教，不成想，又和自己的学生走到了一起。
　　徐元章回忆，他在整理旧居时发现好几封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秀丽的毛笔小楷写在毛边信笺上，虽不像徐志摩那般花哨，却也是火热情深。
　　徐兴业和周韵琴的爱情遭到了周宗良的反对，然而，沉浸在爱情中的四小姐已经听不进去父亲的劝阻，最终执意搬出宝庆路3号的豪宅和穷书生徐兴业走到了一起。
　　周韵琴没有看走眼，多年后，凭借一部100多万字的《金瓯缺》，徐兴业获得了第三届矛盾文学奖，这也是上海市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可惜的是，周韵琴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1957年，周韵琴赴香港奔丧，从此一去不返。后“下落不明”。

“少爷艺术家”
　　周韵琴赴香港时，让学画的二儿子徐元章跟随着自己的老师、著名的雕刻家张充仁先生学习。当时，徐元章12岁。
　　“那时和现在一样，学画是要给钱的，张充仁先生名气大，一周指点我一次，每个月要14元钱。”徐元章说，在当时，14元是不少的一笔钱。
　　在家庭的支持下，徐元章还先后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而让徐元章尤感骄傲的是，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也曾上宝庆路3号教他绘画长达5年时间。
　　“那时间俞云阶被打为‘右派’，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教学生度日。”徐元章说，家里为了请俞云阶给他上课，在每次上课之前，都会请俞云阶大吃一顿，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上课。
　　如此开销，在普通人家看来，自然是心痛不已，但在这个有着贵族血统的宝庆路3号的豪宅内，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章。
　　有一次，徐元章想和伙伴们一起合伙请模特，这样可以分摊费用，结果被家长们制止了：“要单独请！”
　　还有练习写生，徐元章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上海周边的风景名胜，以至于最后常监督他学画的叔叔也能从艺术的角度对画进行品鉴，之前叔叔对画一窍不通。
　　“这也就是很多人都称呼我为‘少爷艺术家’的缘故。”谈起早年学画的经历，徐元章有些许自豪，又有些许羞涩。
　　按照远在国外的母亲的指示，徐元章还师从范继圣（钢琴家孔祥东的老师范大雷之父，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学钢琴，与哥哥一起去陕西路一私人教授处习英文……
　　著名作家程乃珊写道：“宝庆路3号围墙内三代人的精致生活，打造出徐元章这样一个流着蓝色的贵族之血的画家。”
　　然而，时代的风雨还是侵袭到了这个豪门大宅——“文革”爆发后，宝庆路3号被抄家，一些单位强行入驻其中；画画成了没有前途的职业，徐元章只得到街道工厂绕线圈；而他的父亲在妻子离家多年后，开始着手写作《金瓯缺》。
　　“我父亲那么柔弱的一个人，在‘文革’时期，竟然能顶着压力，整天东躲西藏地写小说。”徐元章说，那时他感到很不可理解，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才渐渐地明白了父亲的苦心。
　　1991年，徐兴业临上手术台前，向病友哀叹：我这辈子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妻子（周韵琴）了！
　　果不其然，徐兴业第二天死在手术台上。

爱情、“老克勒”
　　在街道工厂，徐元章整整干了二十年，可是这二十年的工人生涯磨灭不了他对艺术的追求。1985年，他辞职在家，成为了一名自由画家。
　　刚开始，以画谋生，生活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女儿的前途，在出国风潮中，徐元章的太太黄亨义选择去了美国，此后两人天各一方。
　　“真的没有想到，我父亲是师生恋，后来两人分开，我自己的命运也是这样。”徐元章常常感叹，为何冥冥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他走了父亲的老路？
　　和父亲的爱情相同，徐元章的妻子黄亨义也是在向他学画的过程中相识、相知，恋爱一谈就是8年。
　　和母亲周韵琴一样，徐元章眼中的黄亨义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跟言慧珠学过京戏，跟男低音歌王温可铮习过声乐，在当年的罗宋俱乐部跟白俄学过芭蕾……
　　更为惊人相似的是，和周韵琴相同，拜倒在黄亨义石榴裙下的人也不知其数，但黄亨义还是选择了教他画画的破落子弟徐元章。
　　“那时候啊，家里人就担心我找不到对象。”徐元章笑言，自己长相一般，没有技术，又有许多海外关系，在当时，许多人家女孩确实有顾虑。
　　然而，这段爱情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妻子走后，徐元章一头扎进艺术的殿堂。或许宝庆路3号给了他灵感，抑或是年少时的豪门生活给了他太多记忆，他坚持用维涅尔的画法画旧上海建筑，慢慢地，形成了许多系列，如历史名人住宅、宗教建筑等。
　　一位外国画商如此评价他的画：“画西洋建筑在西方绝不稀奇。但在徐元章的画里,有一种旧上海的历史韵味，很独特，很令人陶醉。”
　　更让一些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是，10多年前，在宝庆路3号，徐元章搞起了“上海老克勒”（洋泾浜英语，取意cl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们的舞会。
　　参与者都是一些名门望族之后：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女朱文琪、面粉大王的孙子朱永宣、盛宣怀的外孙和孙女、海上名医钱潮的儿子钱绍昌……
　　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昔日的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能讲一口流利英文，对西洋古典音乐旋律如鱼得水，对社交会得心应手。
　　时光流转，随着徐元章搞的“老克勒”舞会名气愈来愈大，来的人日渐增多，连许多驻沪总领事都来，最壮观的一次外国人聚会，前后来了170多位，包括瑞典的一位省长， “慢慢那些真正的老克勒就不常来了”。
　　“一是年龄在变大，来不了了，再有就是人一多层次就会下降。现在，宝庆路3号被法院卖掉了，舞会怕是再也办不起来了。”望着窗外有些凌乱的花园，徐元章叹了口气。
　　是的，宝庆路3号都没有了，那些拥有丰厚历史韵味的记忆还会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