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我众叛亲离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异类”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学校领导出于“维稳”，安排柴会超躲起来，并暗示其不能承认动手。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