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 《可居丛稿》读后

《可居丛稿》

王贵忱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干部收藏家群体”的兴起

稍知可居其人者，都知道，谈可居的学问，首先不能不谈可居的收藏。而谈可居的收藏，又不能不谈1950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化风气。

前一阵翻检到陈垣作于1949年9月的一篇《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里面说：“前些时，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陈垣全集》第2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其他事且不说，但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则显然言之太早了。试看曾几何时，康生、田家英、邓拓、夏衍，不都到琉璃厂买古董了吗？

黄苗子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个条件。东西又便宜，你买一个很好的明清抄本也只要十多块钱。所以真是好时代……”（《画坛师友共沧桑：黄苗子访谈录》，曹鹏《大师谈艺录》卷一，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页162）但我们要知道，黄苗子的“好时代”，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坏时代”，少数人之幸，却是天下人之不幸。

当然，话说回来，“好时代”也好，“坏时代”也好，其责任都不是那些收藏家所能承担、所应承担的，他们只是适逢其时罢了；而且，作为勃焉而兴的收藏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他们的文化担当却一仍其旧，在客观上延续了旧时代的收藏风气，延续了旧文化的传承，甚至也延续了旧士大夫的传统，使中国文化存亡继灭，不绝如线，这是很应当肯定的。（即使如康生者流，也不当抹杀其个人趣味及收藏实践，政治上的功罪是一事，文化上的得失是另一事。）

1949年前后，可居以弱冠之龄随军南下，其地位跟上述那些大人物自有云泥之别，但毕竟也属于新社会的主流阶级，而他在收藏方面的摸索与奋进，也正是得力于同样的历史背景，此不可不知也。因此，郑重先生将可居列入“干部收藏家群体”，确实是有缘由的（《换了人间：新中国收藏家》，《收藏大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藏物之道

自然，可居又异于田家英辈，他绝未自限于收藏一道，而是更进一步，非仅收藏中人，更是学问中人。归根结底，他是以收藏为始，而以学问为归，以学问为本，而以收藏为用，收藏只是治学的工具而已。

如可居辑录《越南景兴钱谱》、《越南钱币集拓》，为钱币学的特异之作，即基于其个人的勤搜厚积；又与马飞海合作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为旧钱币学的集大成，亦基于其长期积累的钱币文献（后捐予中国钱币博物馆，为海内外最完整的钱币学文献集藏，可参《可居室所藏钱币书目》）；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亦系一己的珍藏；凡此皆属显例。又试检《可居丛稿》（以下简称《丛稿》），如有关文献的《跋明黄君蒨刻本〈水浒牌〉》、《记十竹斋〈印存初集〉》、《黄士陵手写本〈穆甫杂录〉》，有关钱币的《记明万历元年“五屯通行钱票&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