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最低限度的福利？——《共同的底线》访谈录之二

南方周末：您的“共同底线”，简言之，就是呼吁社会各派为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和社会保障而努力。您以前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农民一直处在“负福利”的状态，《共同的底线》里的文章因为写得比较早，也持这种观点。推行“新农合”之后，情况比当年好一些了，但是否可以认为已有了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在您眼里的“最低”，应当如何界定？

秦晖：这个问题我在最近答共识网的文章中回答了：“最低限度的福利”必须是正福利。当然，在福利方面这些年来我们的进步应该说是不小的。在1990年代我写文章时，中国的福利覆盖率很低，农民基本一点都没有。“义务教育”没落实，养老和医疗，政府都是不管农民的，就是城里也不是全部管，覆盖率很低，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福利。

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虽然还是很低，但是覆盖面的确宽多了，尤其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可能就会实现比如说所谓的基本医疗保险在农村的覆盖，尽管水平不高，但是基本上全覆盖了。那么所谓“最低限度的福利”现在还是不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呢？

我认为，所谓最低限度的福利，当然要讲福利的覆盖率，但更重要的，其实主要指福利作为平等手段的“正调节”性质。现代文明国家的福利可以是高福利，也可以是低福利，但是它至少不能是“负福利”。“负福利”的概念在《共同的底线》这本书里还没有出现，但这个现象那时就有。什么是“负福利”？比如我们现在给农民也提供福利，福利逐渐开始从上往下渗透，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并没有改变我们这种福利过去一贯的特征：它不是按照帮助弱者的原则，而是按照特权物质化的原则运行的。也就是说有特权的人，收入高福利也高，特权少的人，收入低福利也低，完全没有特权的，比如你没有“单位”，你就根本没有收入，同时你也就绝不可能有福利的。比如改革前的中国，没有单位的“盲流”当然就不会有人管你什么住房、养老、医疗等。

所以这种福利，如果你要做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扩大不平等的，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如果你把二次分配加上去，基尼系数会变大，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会变小。过去底层没福利是如此，现在把福利渗透到底层以后，实际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虽然我们给了底层一定的福利，但是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得更快。

比如说我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