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

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ting)”、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从尹赞勋的诗说起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

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

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

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

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

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

这首“无题”诗作，是地质学家尹赞勋（1902-1984）先生1983年在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

尹赞勋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第四任所长（1940-1942），1957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一位要角。

尹氏晚年为总结一生得失，根据自己的日记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成书于病榻之上，名为《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1988）。这首诗很可能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反复修改后才附录于书末的。未久，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与世长辞。

这本小册子不到10万字，内容很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但用纸、插图的质量都很差。1983年就写完了，不知为什么到1988年8月才出版，难免令人觉得有些蹊跷。

这首诗写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但表述得略显隐晦。要读懂这首诗，需要更多了解一些与诗中所涉地质学领域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相关的历史内容。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他们携手打造的地质调查所，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闻名中外，是中国地质学领域的重镇。稍后回国的李四光，先后主持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亦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组织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丁文江早于1936年初去世。翁文灏于1948年底被列为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决定成立“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章鸿钊为顾问。11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李四光，在恭请章鸿钊老人致词之后，即讲话高度赞扬这位老人，还特别说明“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的会议”。

翌年9月6日，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国地质学会为章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致词中进一步明确地强调：

（章鸿钊）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不是别人”这四个字，是在断然明确地论定“创始人”的地位，是要“罢黜丁、翁，独尊章氏”。

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头，李四光乘势改写了中国地质学的历史。在政治强势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质学人失去了话语权。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李四光的历史定调成为陈述中国早年地质学史的不二准绳，同时也长期构成了中国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长期噤声而心怀隐痛的老辈地质学家们，追寻历史真相的科学史研究者们，不断突破原有的无形禁区，逐步将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这些被埋没的真实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为吃够苦头而心有余悸的人们，在“翻案”的路上一步三回头，走得小心翼翼。

1983年下半年卧于病榻、预感到来日无多的尹赞勋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回顾平生的回忆录中，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为了地质学在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他临近生命终点时的心中呐喊。

尹赞勋诗释读

再来说尹赞勋的诗。

全诗可分四节，每节四句。第一节，说对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这四个人的命运却很不相同。其中章鸿钊受到敬仰，翁文灏却因“战犯”获罪而被人踩在脚下，不得翻身。

第二节，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这样简单化，应该一分为二。如果对这四位没有公正的评价，会影响中国地质学未来的发展。

第三节，李四光应该名列第四，我尹赞勋对他的看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不同的。成立前是从内心“尊”他为师长的，以后则只能说是心存“敬”畏而远之了。不知同行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为明知故问）。

第四节，名列第一位的章鸿钊老先生，主要成绩是在地质学史研究方面，但没有多少现代地质学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称为“地阀”的丁文江和翁文灏，才真正是中国地质学界的两位领袖。最后的“莫惜笔墨赶著文”，一个“莫”字，分明是要人们赶紧著文为丁、翁洗冤。

对同期的诗作，作者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时，唯独这首诗只署“1983年患病住院期间写作”。持续时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