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台湾左翼历史的一页
1949年4月6日，思想“左”倾的高三学生张光直因为与左翼学生温景昆通信，凌晨在家里被捕，从此开始作为“政治犯”的牢狱生活。少年时代的张光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四六事件”的亲历者，这双重身份，让他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拥有不一样的视角。
孙康宜在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一书的开篇就谈及她父亲与张我军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两个家庭在艰难时世中的守望相助，其中有一段话对张我军的儿子张光直（哈佛人类学家，已故）所撰写的早年生活自传《番薯人的故事》赞誉有加:“幸亏张光直教授在过世之前有机会写这本早年的自传，给历史作了见证。但与其说它是给历史作见证，还不如说它是在给生命做见证。我最不喜欢看别人写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性。”很早前就知道台北联经出版的这本回忆录，可惜没能读到，如今北京三联书店引入了简体字版，可以让像我这样的对台湾政治及其转型历史深感兴趣的读者一睹为快。薄薄的一本回忆录读下来，却让人抚卷良久，正如孙康宜所言，这里没有控诉，只有呈现事实和人性，以及隐含在这种平淡叙述背后的价值执拗。
少年时代的张光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四六事件”的亲历者，这双重身份，让作者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拥有不一样的视角。“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族群政治的原点之一，外省人携威权政治余威和汉族中心主义之狂傲，压制本省精英的族群冲突被镶嵌到政治论述之中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但根据张光直的回忆，其实在“二二八”发生的彼时彼刻，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冲突并非全然如此。张光直当时是建国中学的学生，事发那天他正在上课，听见窗外如鞭炮声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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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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