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20130116）

N0.1 我的道歉

《共识网》 2014年1月12日 刘进

（原文摘编）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或者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推荐理由】道歉者刘进，为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当年领头在校园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2014年1月12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北师大女附中当年的一些老师、学生及部分老师的后人聚会。刘进在安放着卞仲耘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