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没有去新疆的16年, 就没有现在的王蒙
1963年12月,王蒙为拉开与当时政治中心的距离,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新疆。“没有新疆的这16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新疆的16年生活,让王蒙再不是那个北京单纯的“少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崩溃后,王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和温暖,养猫、养鸡,下厨房做酸奶做奶油炸糕,甚至自制麻将,和政治保持了疏离。
责任编辑:李宏宇 朱晓佳 实习生 蔡佳茵 龙健
一份尘封数十年的手稿让79岁的王蒙回头打量39岁的自己,也让他思考在新疆度过的16年时光。他觉得今天的作家王蒙与那16年大有渊源。
“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玩耍)!’”他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79岁的王蒙这样评价《这边风景》的发表和出版。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当时王蒙正在新疆伊犁一个大队挂职当副大队长,劳动锻炼。2012年,王蒙的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北京的旧屋,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尘封三十多年的手稿,送给父亲。王蒙重读旧稿,百感交集,“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小说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政治运动再严酷,生活仍然在继续,能够消解‘左’的政治和‘假大空’,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王蒙说。
2013年是王蒙“重要的大年”。《这边风景》出版之外,他还再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0月,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发布会上,他告诉读者,自己再婚了,妻子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
与王蒙相伴60年的崔瑞芳去年3月去世。一年多之后,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遇到了新的爱情。王蒙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直接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新的爱情来了。在散文《明年我将衰老》中他写道:
“我跟三娅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就是她,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掏心窝子的认真
1963年12月,王蒙为拉开与当时政治中心的距离,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新疆,先是在乌鲁木齐,后来搬到伊犁农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在伊犁巴彦岱乡劳动锻炼的7年里,王蒙住在维吾尔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作”,学会了维吾尔语和舞蹈。
新疆的生活对王蒙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蒙复出,写了一批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从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至今,王蒙以新疆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达百万字。
王蒙把新疆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在新疆的16年当成自己人生的中间部分。
“没有新疆的这16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
南方周末:我看了《这边风景》,很吃惊。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类型的作品,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你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后出版这个小说?
王蒙:我是在1971年,38岁时写的这个作品,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五七干校”。我开始写了部分章节,几年时间里,我都在写它,一发不可收,写了70万字。
40年前的中国,在“文革”中,国家、社会都高度政治化,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都要看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艳阳天》、《金光大道》是这样,《春潮急》、《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也是这样,都是按照当时宣传政策写的。
《这边风景》也不例外,它没有写到“文革”,但它的话语表达受了“文革”的影响,我无法超越时代,批判“文革”、挑战“文革”。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中,我没有歌颂极左,还尝试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用毛主席起草的“二十三条”来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形‘左’实右”。
“文革”结束,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版这个长篇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网络编辑: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