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特区对话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
2001年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提出了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想法。12年过去了，可行性有多大？张祥龙称，“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儒家文化保护区“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他认为，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责任编辑：陈斌 实习生 王颖
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2001年7月，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发表《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文章建议，借鉴“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划出一块地方，方圆百里或百公里的保护区，尽可能地采纳儒家的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终生乃至世代传承儒家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维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
建议发表后，且不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爱护之心，对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深刻洞察，但开出的药方，极难实施。
十二年过去了。现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是否可能走出一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现代化方案外，提供一种新的试验——它保留传统那些美好的生存结构与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点？
南方周末本期“大参考”请张祥龙教授分享他这十二年来对“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新运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赖读者诸君自行体会。
“现代性”也有可怕之处
戴志勇：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了解您的人觉得您是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爱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觉得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现在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
张祥龙：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但我对如何实行有了新的思考。
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目前人类主流的生存状态很有问题：高科技对人类存在的重大威胁，把人类各民族的命运都绑架了。它虽带来空前便利，但致使一些根本性美好的东西消失。这是我提出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两个原因。
人类精神的贫乏化是灾难性的。儒家文化特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存启发，为人类提供一种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难所，为未来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
戴志勇：人们一般都将现代化理解为理性的运用、人权的保护、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对世界与人生的祛魅等。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险、过度商业化，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批评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物化趋势，根源是什么？
张祥龙：你说的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观念化理性（根子上是算计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无上，个体主义的自由追求，这是现代性金币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导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种理性的楷模；还有生命原初感受如艺术与宗教感受的消退，必导致“单面人”的生活状态，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维度减少，只能在物质商品中找一时满足。
说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认为对象才是真实的，而对象是可被算计和追求的。智慧者却看出这不可能是终极的真实者。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生命的内在丰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对象可以穷尽的。有道性的思维方式就不会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
戴志勇：现代化是否也有一种机制，对物化倾向有一种抵抗与平衡？
张祥龙：在美国留学时，我参加过他们教会的活动，有些年轻人至少受到熏陶。他们对现代化的物化这一面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比没信仰的年轻人要强。虽然这一类人对社会风气也有改造作用，但在美国，人数不是很多。这种信仰对现代性带来的根本性问题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较小，达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对家庭问题的看法。
现代性破坏的首先是家庭，从长远看，这是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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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实习生 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