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续写奇迹

观派认为中国经济的增势“难以阻挡”,但也“难以持续”,乐观派认为中国经济最早将在2008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两会专题
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                 ——温家宝

房地产业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CFP/图


  还是8%。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三年为中国经济设定8%的增长目标。
    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是10.7%,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8%,创下中国经济十多年来的最快增速。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连续第四年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10%,2004年增长10.1%,2005年增长10.2%。
    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表现在国际上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乐观派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在2007年保持增势,那么中国经济规模的绝对值最早将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如果这种增势能保持上7年之久,那么有望越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悲观派则认为,中国经济眼下的增势“难以阻挡”,但也“难以持续”:中国政府有能力继续管理和保持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吗?一些人甚至认为,泡沫经济的幽灵已经在中国徘徊。
    在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有不同的判断。中国从2004年开始不断加码的宏观调控措施,是否应该“适可而止”?2007年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出现“拐点”的可能性?中国是否应该寻找新的增长模式,新的增长动力?

袜子厂的发展策略
    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对“出口”这架马车的高度依赖——去年贸易顺差增长达到破纪录的76%,但是与此同时一些风险也在积聚。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刘讯林是浙江泰荣针织公司的总经理。泰荣针织坐落于浙江诸暨,诸暨的大唐镇和草塔镇以出口袜子闻名。但今年开春,企业主们却都犯了愁,刘讯林就是其中一个。
    难题之一是,劳动力成本在急剧上升。工人的底薪已经从去年的每月800元上浮到了1000元,但还是招不满人,当地的大量工厂年后一直开不了工。难题之二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去年一整年,刘讯林和当地企业家们在喝茶时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人民币升值。升值使得这些企业家不敢接订单,担心接一单亏一单。
    作为应对之策,刘讯林已经把他在柬埔寨的袜厂的产能扩大了20%,他计划把更多的订单拿到柬埔寨去生产。刘发现,目前在中国生产袜子的总体成本已经高于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了。但也有人认为,针对上述难题,也进一步将迫使袜子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变,推动企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也是个“机遇”。 
    刘讯林和他的袜子厂只是中国面临发展难题的出口行业的一个微小的缩影。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对中国经济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忧心忡忡。他是少数大幅度调低了对中国经济2007年增长预测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预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间只在6%-8%。
    “如果遇到内外紧缩双碰头,美国经济衰退,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话,中国今年的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只有6%。”王建说。
    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并不悲观。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增幅的下滑虽然似成定势,但会不会发展为衰退以及会不会马上发展为衰退还难以确定,此外欧盟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比较强劲,对中国来说这些都是有利的因素。
    诸如高盛、雷曼、汇丰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预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9%以上,世界银行甚至更为乐观地预测中国2007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0.7%。

投资预计仍将增长
    投资仍是2006年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全年投资月均增速是24%,只是到了12月份,才下滑到13.8%。
    王建表示,他之所以大幅调低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就是认为推动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投资和出口——均有低走风险。
    “去年钢铁业的新增投资甚至出现了全年的负增长,这说明2002年以来,由最终消费需求传导到基础工业和基础领域的整个投资增长周期已经逐步完成。”王建说。他的判断依据是,中国煤炭、钢铁、电力、铝冶炼等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基础重工业部门,正在出现供给过剩,投资也开始逐步放缓。
    但与王建的判断恰恰相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高盛高华证券特别顾问宋国青,则在最近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调高了0.5个百分点,从而达到10%。宋国青估计,2007年与上年经济增长之间的波动将非常平滑,并且这种稳定增长还将持续到今后几年。
    他的依据是,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供给能力的不断改善,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宋国青援引2007年1月的最新数据说,1月的数据表明,中国人民币新增贷款增速比上年有0.8个百分点的回升,这显示银行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贷款意愿重新增强。
    法国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陈兴动也对王建的判断表示了很大异议,他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微降1个百分点的水平上。陈兴动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新建项目增速的关联不大,因此过分强调新建项目的增长速度下滑,难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前景。
寻找房地产业之外的动力之源
    要判断2007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很关键的一点还要看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情况。房地产业在此轮经济增长中堪称原动力,引发了整个重工业的增长。2006年,中国房地产与工业投资一起占到中国全部城镇投资的一半多、房地产本身占中国全部城镇投资比例则超过了20%。
    2006年房地产投资在继续加速,投资增速超过了21%,比上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则上涨了5.5%。
    对于乐观者而言,这是房地产行业继续强劲增长的关键数据,而在悲观者看来,这只是房地产商在完成以前年度开工的项目,背后是新开工项目在2006年下半年的不断下滑。
    “我们今年的新开工项目总量和去年基本持平。”杭州本地市场份额最大的滨江房产副总经理朱立东介绍说。滨江房产今年新开工面积约45万平方米,而2006年大约是47万平方米。“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行业景气和国家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留有余地。”按朱的解释,留有余地的关键,就是不能把资金的弦绷得太紧,只能用80%的力气。
    深圳房地产商的投资扩张冲动也有所收敛。深圳至祥置业总经理周玮发现,由于受土地供应限制、土地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深圳市场的新开工商品房项目确实在减少,而中小开发商则在逐渐退出市场。
    这些情况表明,在这一轮持续数年的经济增长中,由房地产引发的中国经济“重型化”——或言“第二次工业化”、“工业化深化”——的高潮,正在逐渐退去。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寻找新的动力之源。

农村消费开始抬头
    这个新的动力之源,或许应该来自“内需”。
    2006年带给人们的惊喜之一,或许正是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尽管大中城市节节飙升的房价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无数烦恼,但是繁荣的城市房地产却使部分农民受益。在陕西省贫困县华县的颜塬村——一个远离县城的“台塬型”村庄,农民颜立法一家的生活,就大大受益于房地产市场。
    37岁的颜立法几年来一直在城市做建筑工人。数年前他每天只能挣到二十多元钱,而现在他每天能挣至少50元人民币,偶尔活急加班,日收入甚至能上百。在他的伙伴们中,月入一两千的相当普遍。
    更重要的是,颜立法的家乡不仅免除了农业税,还对种粮农户按亩进行补贴。这些,为他的小家每年隐形增收不下千元。此外,合作医疗在村里也已经普及,每人只需交8元,住院可以享受大约50%的报销。
    按照颜立法的乡亲们的计算,这一两年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超过了以往十年。因为心里高兴,今年春节,消失了多年的扭秧歌和打腰鼓又在颜塬村和附近村庄出现了。
    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7%的增长,人们认为,除了中高收入者,似乎农民的贡献比较突出。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在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减免农业税等措施提升农村人口消费能力的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等举措解决城市中间阶层的后顾之忧,将有助于内需的扩大,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取决于我们的应对能力”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早已为人们注意: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攀升,2005年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47.9%和48.6%,而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8.2%的改革开放最低历史水平。而日本在1952~1973年的工业化阶段,平均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仅为34%和33.48%,最终消费率高达66%。
    根据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中国本世纪头三年每增加1元钱国民生产总值需要的投资数量是5元,最近三到五年是5-7元,而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仅仅需要1-2元。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消费结构、增长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
    而在政府的边界之内,政府能管得最好的,正是这些深嵌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深层、市场本身难以自动纠正的结构性矛盾。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正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
    此前,在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把经济增长的目标,首次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经济增长质量首次被置于高于速度的位置上。
    温家宝总理更在“两会”之前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回答了各方的疑虑:“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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