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细节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有两份“第一份工作”。这“一分为二”的经历深化了我的“写作之谜”。

1985年7月，我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毕业。按照国家的分配计划，我被分配到位于株洲郊区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我的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公司属下的工艺研究所里的电脑程序员。

这“应该”的第一份工作令我极度沮丧。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我不想成为电脑程序员，不想继续遭受计算机的折磨；第二，我不想远离省会长沙。长沙是我成长的地方，也是当时在文学界极为耀眼的“湘军”的大本营。

我拒绝服从分配（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壮举）。我的档案被沿着计划经济冰冷的轨道发往了株洲郊区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而我自己却通过家庭的关系进入了位于长沙市中心的湖南省电子研究所。我成了研究所销售部里的一名无关紧要的推销员。

这“不应该”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份工作解决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不想”，却并没有减缓我的沮丧。我所在的销售部就像研究所里的其它部门一样，也是人满为患的机构。这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将我带进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办公室，让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到了“上班”的无聊。这种无聊的感觉为叛逆的长篇小说《遗弃》奠定了心理和生活的基础。

从我正式上班那天开始，湖南电子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就在与南方动力机械公司的人事部门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放出我的档案。那种令人窒息的交涉让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与小说中被“城堡”拒绝的土地测量员相反，我是“城堡”坚决不肯放走和放过的电脑程序员。“转机”出现在1985年底的一天。那一天，电子研究所的人事干部通知我他们不会继续努力了。这意味着我自选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夭折了。我必须回到国家为我计划好的第一份工作中去。

1986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走进南方动力机械厂的人事处，交上了我的报到证。人事处干部们胜利的目光让我对“城堡”的生活充满了恐惧。

作为“唯一那个不服从分配”的人，我经常会遭遇那种胜利的目光，也经常会领教各种“特殊”的待遇。我很清楚，在进入“城堡”之前，我已经被贴上了反面人物的标签。这叫“本质先于存在”，与我熟悉的存在主义基本原理正好相悖。上班大约两个月之后，我意识到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为了自己的文学前途，我都不应该再在那座将我当成异类的“城堡”里继续忍受下去了。

然而，我的调离如“蜀道之难”。最开始，人事处拒绝受理我的申请。他们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必须工作满五年才有资格申请调离，他们说这是国家的规定。经过两个月誓不罢休的周旋，他们的说法变成了我的调动问题将会提交到公司领导的全体会议上去讨论。我至今也不理解像我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工的调离为什么要惊动公司的“全体”领导。

接下来的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今天有人出差，明天有人病休，公司的“全体”领导好像永远也不可能坐在一起，关于我调离的讨论好像永远也不可能开始。

我终于失去了耐心。经过连续几夜痛苦不堪的失眠，我带着一份“绝命书”走进了工艺研究所负责人的办公室。我的绝食已经开始了，我在“绝命书”里声明，我将绝食到底，直到调离的申请获得批准。

不到20分钟，公司人事处长就匆匆出现在我的身边。他一反从前的官僚态度，温和地规劝我不要走极端，要想开一点。他口气的明显变化让我意识到在过去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公司的“全体”领导终于到齐了。我为自己准备用生命换取的效率留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