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弃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我眼中的于光远老师

他说：“感谢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嘛。你是做理论研究的，我们讲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俱兴。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兴旺起来。脑子不活跃，什么都活不起来。”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打碎一切枷锁，只是要短期的专政；无产阶级执政后，要大力创造条件，让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共产主义要超越国家政权，实现一切人的平等、天下大同。

对我这样一个早年冒着危险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变成偏见，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论思想观念，都完全否定，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对话的。

我跟于先生的交往始于1981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做硕士论文，首次来北京查资料。我是皖南农村背景的学生，对北京学术界的气氛无比向往。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处于千花齐放的春天。当时物质生活上海是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学术上，恰好相反。

马列主义也须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时教育部有个文件，据说是从邓小平那里要来的一个特权：经过“文革”，全国高校教师青黄不接，名牌大学培养的前三届研究生（当时只有硕士生，没有博士生），本校有优先的留校权，任何部委都不能抢人。这可是个特许，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当时最著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都有此特权。1982年我毕业，复旦把我留校。在当时绝大部分同学眼中，这是全国最好的分配。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几百万下乡的上海人正千方百计要回来。

虽然我从麻雀变成了凤凰，但还是向往北京，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工作。我一听自己留校了反倒急了，知道中央特许的分配政策的权威性，于是主动跟马列所联系，请求把我调去。

马列所是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所”，马列主义具指导地位，改革开放前却没有这个所。于光远是推动建所最力的一个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说：马列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在中国无异议；但“四人帮”把马列主义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我们要把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他没有明讲的是：马列主义不应该是崇拜的对象，而是一种“社会科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其中隐含了跟科学必须一致的研究和评价标准。

刚开始听说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当马列所所长，于光远当第一副所长。这规格是最高的了。但胡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当院长所长，而是全党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他跟于光远说：你代劳吧，当首任所长。

于光远也忙得一塌糊涂。邓小平最重要的四个理论工作者助手，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还有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薛年纪很大了，活跃程度比不上这三位。于光远让毛泽东当年称为“四个红色教授”之一的经济学家苏绍智当第一副所长，是从人民日报社调过来的。

我1981年春赴京收集论文资料，拜访了马列所，只是在走廊里跟于光远打个招呼，他太忙。马列所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借用的，社科院的大楼还在盖。

他出面找到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杨在1954年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调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书记，他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大文章。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