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律师、学者三方谈医生被砍既要维权，也要反思
学者朱恒鹏认为，尽管在伤医杀医中医生认为自己是弱者，但在普通民众面前医生绝不是弱者。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患者，民众不会服气。几起影响比较大的刺医事件，行刺者大多出身贫寒，或家境普通。医生张强认为，对于弱势人群，医生从社会、经济、心理方面都要考量，制定适合个体的治疗方案。
责任编辑：苏永通 曹筠武 杨继斌 实习生 金幼文
医科新生在开学典礼上接受医德教育。不过扭曲的医患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医德问题。医疗体制积弊下，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
“为了维稳压制声音，于医院失人心，对行业不利医生存留。事后的总结和反思也就不深刻。”
“没有媒体的自由发言、充分竞争，医患关系会更严重。”
“医疗资源配置集中在三甲医院，沟通的条件都没有。而医患之间恰恰最需要沟通的耐心和艺术。”
“要让医生对个人行为负责，放开医生自由执业，让收入和地位建立在服务质量上。”
在伤医案中医生是弱者，但在普通民众面前医生绝不是弱者。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医生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患者，民众不会服气。
受访人
张 强 自由执业医师
李惠娟 医事律师，中国医师协会 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
朱恒鹏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医生与患者，原本最应相互依赖，何以信任瓦解，甚至水火不容？学者、医生和律师，从各自角度剖析他们眼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学者朱恒鹏多年以来持续关注医改和医疗市场化议题；医生张强曾在公立医院从业20年，2012年成为第一批走出体制的自由执业医生；律师李惠娟从事医疗法律事务17年，代理了2012年发生的5起刺医事件中包括哈医大王浩案中的4起。
医患矛盾何以激化
南方周末：医患纠纷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多，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李惠娟：就我个人的小样本观察，医疗案件接触最多是在2002年以后。这和当年出台两个重要的关于医疗纠纷的文件有直接关系：一个是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另一个是当年9月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这些文件的出台，改善了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弱势地位，对社会公平、对医患对等是有进步的。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举证责任倒置，直接导致医务人员为了不自证清白而进行过度医疗。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矛盾就慢慢泛化了。
我大概梳理了一下这11年来中国的医患矛盾发展的走向：
2002年开始，医患纠纷双方都对新的规则抱有希望，还是理性的多。案件数量多了，赔偿额也增加，但医打、医闹还比较少。且主要在民事范畴和行政范畴。法律基础还是存在的。
2005年后，性质开始恶化，流血事件增多，医闹逐步出现和壮大，影响越来越大，全国各级各类大小医院都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网络编辑：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