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结60年 被遗忘的北大荒

在中国东北角那片似乎被遗忘的黑土地上，114个国有农场顽强地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至今。农场与农工之间，土地权属纠纷、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越积越多，却囿于体制与财力之限而无力解决。三十多年来，黑龙江农垦始终在苦苦寻找着改变之道。

在中国东北角那片似乎被遗忘的黑土地上，114个国有农场顽强地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至今。

2013年7月，大兴农场农工杨志国等来自6个农场的一百多位农工，就黑龙江农垦中的土地等问题向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综改办）申请行政复议。因为此前一年，综改办曾下发《关于开展国有农场税费改革专项检查的通知》。

当月，二十多位农工还在北京办了一场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问题研讨会。

这群农场农工来自北大荒，曾经的流放之地。他们的身份颇为诡异，既是农场职工，又是土地承包者。除了上交土地承包费之外，还得接受农场的各种计划方式的指令。而农场既承担着非生产人员的工资、农场职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又需要为部分政府职能出钱，总是收不抵支，而将许多负担事实上压在土地承包者也就是农工的肩上。

在北大荒，167万人都靠着这块黑土地吃饭。这里每年产出的粮食占全国的1/30，从这里运出去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调出总量的1/4。但这里的114个国有农场与农工的矛盾冲突，近年来却有增无减。

从大锅饭到承包制

到了1983年，北大荒垦区农场开始小范围尝试家庭联产承包制。等到1984年结算的时候，王木存的承包小组赚了两万多元，这对于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资的王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北大荒第一批国营农场出现于1947年，在其早期建设者中，有王震率领的8.15万从朝鲜战场复原的转业官兵、被下放的“右派”，还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54万知识青年。

1983年之前，各个农场完全遵循着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有盈利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生产队是农场最小的生产单位，农场职工被分配在各个生产队里，由农场统一发工资。74岁的858农场职工王木存回忆说：“每天的工作由生产队队长统一安排，到了田间，发现活干不了，也不能回来。”

到了1983年，时代变了，安徽小岗村率先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铺开，北大荒垦区农场也开始小范围尝试家庭联产承包制。

王木存向生产队借了一台拖拉机、一台小型车，承包了2200亩地，带着全家5口人，组成一个承包小组。农场不给承包小组发工资，到秋收的时候，除了交“公粮”（即农业税）之外，每亩地交给农场17元租金。

等到1984年结算的时候，承包小组赚了两万多元，这对于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资的王木存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经营不善的承包小组也比比皆是，于是出现了挂账现象。黑龙江农垦总局副巡视员刘锡荣曾在《关于黑龙江垦区家庭农场欠款挂账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垦区家庭欠款挂账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