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斯、宁瀛、迪安·苏杰谈电影塑造城市

　　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已经接受北京邀请参加“国际导演拍北京”，排在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之后。 
　　这个计划里，导演可以做自己的脚本，拍自己想拍的北京。斯通的档期是今年春天，文德斯在今年夏天。之前的意大利导演吉赛贝·托纳多雷已经拍过了北京的颐和园。
　　２月１１日，作为嘉宾出席柏林电影天才校园单元论坛的文德斯跟宁瀛和英国城市规划专家迪安·苏杰一起讨论这个相关命题：电影怎样塑造城市形象。  
　　相关议题从跨度５０年的３部电影开始：
　　１９５４年的《码头风云》，电影的盛名既是因为马龙·白兰度的表演，也因为影片场景均取自于纽约码头。这之前在美国银幕上从未以这样的色彩和细节表现过。但是，自从发明了船运集装箱，纽约码头不再是工业场所而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原来位于曼哈顿的工业港口挪到了郊区，整个航运业移到了新泽西，３０年里７０万纽约人失去工作。《码头风云》的外景地，现在满是昂贵的跃层公寓、夜店、纽约时装展的舞台。
　　１９７７年，伍迪·艾伦的《曼哈顿》还是拍纽约。影片的开头用了照片或者长镜头表现纽约城市景象，伴以伍迪·艾伦的旁白。要说那时候伍迪·艾伦脑子里就想到了塑造城市形象，当然牵强。但１９７０年代诸如《曼哈顿》、《安妮·霍尔》等等影片，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塑造了纽约的形象——２０世纪的世纪之都，受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在这里过着复杂而生动的生活。
　　１９９９年，００７系列的《黑日危机》，开头是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的景观。这个城市过去是个工业港口，因为产业不振而衰落。但它现在居然可以吸引００７电影到这里拍摄，一定有什么新东西。比如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个馆最初由市议会决定建造，为了吸引游客，它很快成了有全球性影响的城市地标，能出现在００７电影里足以证明它的重要程度。
　　三段不同时期的影象记录充分说明了过去５０年里电影和城市的互利：城市是电影的经济和地理资源，而电影也对城市发展和规划有重要的意义。    

文德斯（右一）曾经在电影中想象北京失败了，如今应承办奥运会的北京之约用胶片塑造北京。李宏宇 ／摄

从里斯本到“世界末日”
　　文德斯：我还在学校里学电影的时候，从没想过“形象塑造”这个词。“城市倒是一开始就出现在我的电影名称里，像《爱丽丝漫游城市》、《银色城市》、《城市之夏》。我深知城市与电影的关联，那是我的纯真年代，当然这纯真慢慢地消失了。
　　我第一次在“形象塑造”方面的冒险，对那个城市来说不那么成功。那部电影是《得克萨斯的巴黎》，其实我们根本没怎么在城市里拍。我最后进城去，是因为跟编剧萨姆·谢泼德打赌，说那儿肯定有座艾菲尔铁塔。我押了好多钱，可是去了一看，没有。我输了。也因为这，那个城市没从我的电影得到什么好处。
　　１０年后他们真弄了个艾菲尔铁塔，我又去了，拍照片。特别有意思，他们在塔顶上挂着“得克萨斯”的大牌子。
　　我第一部算得上塑造了城市形象的电影，德文片名叫《柏林苍穹下》，英文片名《欲望之翼》倒没直接体现城市。起初就是想在柏林拍一部电影，而且城市也得是主角之一。那是一部政治电影，我也没想到塑造形象什么的，但效果却出来了。我知道有很多日本朋友就是因为特别喜欢电影里的柏林，真的来到这个城市。当然他们是在几年后来的，我电影里的柏林已经没有了。当然我还能找到一些当年拍外景的地方，但大多都消失了，就３年时间而已。
　　正因为城市变化这么大，我有种突然的迫切，想表现新的城市。我又拍了柏林，就是《咫尺天涯》。为什么我说“纯真不再”，你们能看到这个片子就像给柏林拍了个广告。
（放映《咫尺天涯》片段：３６０度航拍，天使高高站在胜利女神柱顶端，巨大女神像的肩膀上。）
　　从那上边看，风景好极了。但上去非常难。站在那儿的不是男主演而是特级替身，男主演恐高。就算特技替身也很够戗，那上边风太大了。
　　几年后我拍的一部电影真算得上形象塑造，甚至是这类影片的典型。欧洲每年都有个“文化之都”，１９９５年是里斯本。城市得了一笔钱，展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主意很好，投资拍了４部电影，３部是本地导演拍，另一部就是我。目标很简单：增进当地文化或者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文化。
　　我喜欢那个创意，又正好有时间，就去了，很自然地准备拍个纪录片。可是到了那儿发现拍不了，我对城市所知无几。所以我写了个故事，一个外国人到了这个城市的故事。我在那儿的头几个星期，最感兴趣的就是城市的声音，我很喜欢，又跟别的地方全不一样。所以故事是一个录音师到这里，一心搜集城市的各种声响。我通过大量声音表现这座城市，尤其是当地音乐，叫ＦＡＲＤＯ。他们给了我１０首歌，也成了我编剧的参考。
　　通过音乐探索城市，另一个例子是《乐满哈瓦那》。跟《里斯本故事》比起来这部电影没那么刻意宣传哈瓦那，但效果也的确有。所以电影确实有很重要的功能，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现城市。
　　我还想让大家看看塑造城市形象失败的例子。我们从失败里学到的永远比成功里多。１９９０年我拍了部科幻片《直到世界末日》，故事发生在２０００年，那时候我觉得，多遥远啊。
　　柏林墙在１年前刚倒掉，而我设想了２０００年的柏林，想像从勃兰登堡门这边望向国会大厦……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画面上有我家阳台的一角，有一部分柏林的天际线，还有用模型做的普利萨广场——１９９０年那儿还只是片荒地。（影像片段与今天的实际景象大相径庭。）
　　我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拍不远的将来，因为人家很快就该笑话你了。
　　宁瀛从北京来，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我当年想象北京的失败。１９９０年要去北京拍电影可不容易，另外我也没那么多预算。故事里女主角要从北京打一个电话，我猜２０００年我们该有可视电话了，这倒是猜得差不多。我是在离电影节不远的一个广场拍的，能看到我家的阳台，我真是没少利用它。要注意那个广场，我的错误太大了。

用老人步行的速度开拍
　　宁瀛：我从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拍电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１９８０年代就提出，但最初只停留在理论阶段。而到１９９０年代，改革开始在城市里体现出来，我的感受很深：老的居民区开始在一夜或数夜间拆掉。我觉得人的记忆和城市的建筑、一砖一瓦是联系在一起的，砖瓦消失，记忆也不在了，城市像是从家园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一开始我就有意识地想要用电影为城市留下些影像，不只是建筑，也是我们的生活，某个社会历史时刻。
　　１９９１年我拍了电影《找乐》，讲一群退休老人组织在一起唱京剧的事。那年这部影片去了东京电影节，文德斯是评委会主席，他给了我大奖。这部片子是用老人步行的速度来看北京的旧式社区，只一片社区已经足够体现北京，体现在中国已持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
　　１９９５年我的《民警故事》反映一群民警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他们是骑自行车巡逻的，穿过街巷，可以看到成片拆迁的空地。这次我发现，已经需要比老人步行更快的速度。
　　１９９９年拍《夏日暖洋洋》的时候，城市的变化已经是爆炸式的，或者说，如同外科手术。大片老式社区消失了，我需要新的速度和方式去表现北京。什么是北京？在好多人印象里可能就是ＣＮＮ天气预报里的一个标记，或者想到一些标志性建筑。要以影像表现和定义一个快速变化的城市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所有的景，还要与人物的心理感受关联、吻合。所以这次我的主角是个出租车司机——只有以汽车的速度和视角才能领会北京了。
　　我觉得城市只在你的印象里。比如文德斯拍了很多柏林，而我到柏林几次了，从没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我对柏林的印象就是在地面上，电影节、影城……这种非常个人的视角，跟你的历史背景、经历都有关系。就算城市从实质上完全消失，就算完全在室内拍一部电影，其实仍然也能体现出城市的细节。

伍迪·艾伦的《曼哈顿》确实塑造了纽约

捕捉城市或解释城市
　　迪安·苏杰：文德斯说到他刚开始拍电影时完全没想过“形象塑造”，可能确实如此。那时候形象塑造是一种表示权力所有者的标志，就像西部片里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牛屁股上烙印记。
　　形形色色的当权者喜欢用电影、建筑来表明谁是老大。说到天安门广场，得想想共和国成立之前它是什么形式什么规模。毛泽东把它从旧的帝国都城里切割出来，做一个标志，说明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显示新的政权在过去的记忆之上建立起来。天安门广场建在紫禁城的入口，却比紫禁城里边（建筑）的面积还大，在延续和改变的意义上，这是很妙的样本。广场的建造也多少受斯大林政权的影响：斯大林拆掉红场周围的教堂，建造巨大的开放空间。柏林也曾在城市中心拆除建筑，建造巨大的游行广场。

　　文德斯还说到失去的纯真。从《码头风云》、《曼哈顿》和《黑日危机》这三部电影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转变——电影和城市都变成某种巨大的产品陈列形式。在城市的复兴过程中，创意少得可怜，每个城市都想要一个古根海姆，要赌场、保税区，要鼓励和资助电影拍摄的电影促进会……但更深一层的东西却忽略掉了。
　　我曾在格拉斯哥（英国城市）工作过４年，这个城市也做过欧洲文化之都。《欢乐之家》是在格拉斯哥拍的，却假作是１９世纪的纽约；还有《浅坟》，也在这儿拍，却装成是爱丁堡，这里边还有地区文化政治冲突的伤害，就更糟糕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失去纯真也对，但也许我们就没有纯真过。好莱坞这个名字最初是地产商给起的，后边本来还有个“ＬＡＮＤ”，后来这几个字母掉了。地产商是伪造一个地名，最后这地方真成名了，甚至成了电影工业的代名词。
　　 很长的电影历史里，也能看到这样一个方向：电影可以不只是感性地捕捉某个时刻、历史时期，而是去解释城市怎样构成，城市功能是怎么来的。我认为《唐人街》、《谁杀了兔子罗杰》都是很好的例子。
　　最近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是安东尼·明格拉的《解构生活》，一部很有意思的小成本电影，描绘伦敦国王十字（Ｋ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地区的变迁。男主角是个城市规划师，他的办公室就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区，他正在重新规划和定义这个地区，电影情节有不同时间空间的事件交错。他的办公室是很雅皮的跃层空间，挂着安迪·沃霍，满是电脑。但到了夜晚，这个地方立刻改头换面，成了无法无天的犯罪天堂，到处是妓女、毒贩……
　　影片迷人处在于展现了城市真实的模样，城市实现哪些功能，同一个空间的功能如何交叠。我认为这是电影的力量，帮助我们懂得城市，而不是假装前卫去拍什么古根海姆博物馆。
　　文德斯：我常觉得某个地方吸引电影导演，是因为他对那个地方的关爱。我会因为感到有新变化要出现，就去拍摄将要消失的东西。拍《欲望之翼》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那样的柏林就要消失了；但拍《美国朋友》的时候我去拍了汉堡港口，就是因为那些漂亮的建筑即将拆掉。
　　我第一部电影（《城市之夏》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拍摄于１９７０），有一天在维也纳拍摄，从报上看到说维特根斯坦住过的一幢房子要给拆掉了，第二天我就赶过去拍，想在它拆之前留下些东西。那房子后来没拆，但我仍然把那段留在电影里。
　　我想我们中间没有谁仅仅为了捕捉城市的影像而拍，倒是那些电影促进会在想这些事情。宁瀛一直拍北京，一定是因为你想要做见证： 变迁也好，未来也好。我很喜欢那个镜头里，老城边上崛起新城市的感觉。
　　电影当然也是为了保留，电影的确有这个能力。比起城市规划师，我们更能保护城市。

做旅人，别做游客
　　主持人：大多美国的城市或州都有那种电影促进会，有一套免税之类的制度，鼓励到那里拍电影。如果１９９０年代的美国片看得多就会发现，有大量电影在匹兹堡拍摄，制片人为了经济上的考虑，会选择这样的拍摄地。《天使爱美丽》是在文德斯的老家杜塞尔多夫拍的，这很难相信。
　　主持人：在那儿拍就是因为有税收上的优惠。北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么？为了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城市的确需要建立国际形象，有没有邀请电影人为了奥运会拍点什么东西？
　　宁瀛：是有一个很大的计划，邀请国际上有名的导演，拍摄他们眼中的北京。文德斯也会去。
　　迪安：我觉得这可以跟建筑媲美了。北京有好多建筑是国际一流建筑师设计的，你们去拍片时肯定也会抓到：国家大剧院、新的中央电视台、奥运会体育场，都是大师设计的。不过建筑师不像导演可以对这些发表评论，他们身在其中，导演是有这个距离和资格的。
　　文德斯：那他们会害怕我们么？
　　 迪安：我当然希望如此。
　　文德斯：就我所知建筑师和电影人往往也有很好的关系，我认识的好多建筑师也从电影里得到相当多的启发。同样我也羡慕建筑师。导演要拍一种电影，可以让人“居于其中”，与它一起生活，这是不可想象、非常理想化的。但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师却可以实实在在做到这点，他们比我们更能影响人的心灵。
　　比如电影节上，我们都在波茨坦广场看电影。这儿是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设计和规划的。他的设计在每一年都是电影节的一部分。我得说建筑师比导演更能长久地影响人的生活。
　　提问：拍摄城市有两种导演，一种像游客，一种是当地人，你们更愿意做哪一种？
　　文德斯：确实有这么两种。伍迪·艾伦之前一直在纽约拍，所以能看出来他到伦敦拍《赛点》的时候有点像个游客。费里尼一直拍罗马，小津一直拍东京。另一种是喜欢探索不同的城市。我最喜欢的一些电影，导演都不是那个地方的，只是到了那儿，观察，可能比当地人看到更多的东西。有时候外来者的身份反倒是种优势。表现柏林的电影里我最喜欢的是罗西里尼１９４５年拍的《德意志零年》，没有哪个德国人能拍出那里边的哪怕一格画面。
　　我喜欢那种从完全陌生开始认识一个城市的过程。
　　至于现在的柏林，我想我可以在波茨坦广场拍东京，真的。我认为柏林不像以前那么特别了。我猜大多现代城市都在可悲地失去个性的一面，越来越千篇一律了。柏林当然还有它的味道，但你只要看到它现代的一面，就会觉得它不再那么独特。１９８０年代我拍《欲望之翼》的时候，柏林跟别处最不同的就是满地大坑——战争的缘故。后来这些坑慢慢都填上了，当它们全都没了的时候，你才觉得那才是柏林。那时候在城市中心还能看见地平线，没有别的城市能这样，现在的柏林也不行了。
　　城市失去独特性，每个城市都想要“像”另一个地方。比如美国好多城市都想变成拉斯维加斯，因为它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但这样做很糟糕。
　　提问：北京或许也在失去她的独特之处，作为导演，您能通过电影做什么呢？
　　宁瀛：《北京三部曲》之后，北京的变化已经太大，完全不一样了。
　　我的上一部电影几乎全是在一个旧式四合院里拍的，这种院子已经成了上层生活的代表。几乎没有街景，因为我个人似乎已经跟现在的城市不再有感情上的关联，感情是很重要的。当城市完全改变，我们或许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它，别太怀旧。就让记忆留在３５毫米的胶片上吧，想想未来会怎么样。当然，像刚才文德斯说的，这恐怕是错的。
　　文德斯：我是说坚持全球化，把所有地方都变成一个样子是错的。今天电影人面临的艰巨任务，仍然是寻找地方色彩，在电影里把一个城市拍出独特性。在某个城市或外景地拍摄，不能是随意的，而是非在那儿发生不可。我喜欢好多电影，正是因为我会感叹：这片子还就得在这儿拍，别处可不行！地方口音、当地人对生活的独特看法，这些都是电影诱人之处。
　　提问：我从塞内加尔来，我的看法是没有人到我们那儿去，像拍柏林、里斯本那样拍电影。国际观众似乎只想看非洲的战争、疾病，没人真正对非洲的风景、音乐、人的生活感兴趣。有没有可能在非洲拍摄这些呢？
　　文德斯：我曾到刚果边境去拍一个医生的故事，也是一个危险地区的故事。有时候去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拍摄，也有种风险：你很容易成为游客，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做一个旅人很好，当游客就坏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恐怕要花一小时来讲了。所以我只说，做旅人，别做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