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石油”，亦或“种粮食”
即使国际油价高位徘徊，石油资源急剧匮乏，中国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条可持续规模发展的石油替代，对其期望不能太高
能源之道
以乙醇燃料为代表的生物能源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但考虑到各种现实制约，中国是否要竭力追赶这一世界潮流，如何追赶，仍需仔细思量
随着气候变暖、油价上涨，乙醇燃料在今年陡然成为了西方媒体的焦点：布什到访南美，主要议题之一是与巴西谈这种“绿色石油”的技术转让，而巴西人更关心的是要让美国降低这项优势产品的进口关税，随后英国不甘人后地宣布投资数亿美元，与巴西合资建厂，再之后巴西总统追到了华盛顿，要继续未尽的乙醇谈判。甘蔗、玉米、甜菜等等可以制造乙醇的农作物，国际期货价格已经不断见涨。
西方的评论家们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新鲜话题，按照惯例，总有人泼冷水。一本书开始在美国流行，大意是指这么好的世道下，巴西人很难克制住毁掉亚马孙雨林造甘蔗地的冲动，细细算来，毁林减少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要高于使用乙醇燃料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大账上脆弱的地球得不偿失。更何况，使用甘蔗、玉米、土豆造燃料供汽车们跑动，可能会夺去众多贫困人口果腹的机会。于是，关于乙醇制造商的利益与地球、人的胃与汽车的油缸孰轻孰重的争论义正辞言地展开。
不考虑言论如何热闹，巴西人总算有机会收获他们的远见带来的累累果实，尽管远见超前了７５年：巴西在１９３１年就规定其国内销售的汽油必须添加２％－５％的无水乙醇。实际上，乙醇只是生物能源的一种，近些年来，高能源价格的刺激和能源安全的考虑，才使各国政府开始真正高度重视起生物能源。
全球发生了什么？
２００５年是生物能源显著增长的一个年份。根据２００６世界可再生能源报告《ＲＥＮ２１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６》，全球生物乙醇产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３０５亿公升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０亿公升；其中，美国的增幅达１５％?熏首次赶上巴西。巴西燃料乙醇供应了非柴油机动车燃料的４１％，２００５年巴西机动车中有７０％左右采用“混合燃料”。欧盟的燃料乙醇产量增长迅速，２００５年增长了７０％。２００５年生物柴油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乙醇。生物柴油的产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１亿公升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９亿公升；其中，欧盟的产量增长了７５％，其增长主要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引导。２００５年德国的生物柴油产量占近一半的全球总产量。
到了２００６年，许多国家提出了生物燃料的目标。美国于２００５年颁布了可再生燃料标准，要求燃料商提高生物燃料的年混合使用量，２０１２年燃料混合达到２８０亿公升。在欧盟，法国规划了生物燃料到２０１５年占燃料比例达到１０％的目标；比利时设定到２０１０年达到５．８％；德国要求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混合４．４％的生物柴油和２％的乙醇，并在２０１０年将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增加到５．８％；意大利颁布法令规定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各为１％。除了欧盟和美国，许多国家也颁布了新的燃料混合法令，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泰国。
在生物能源利用的法律政策上比较成熟的是美国、欧盟和巴西。美国是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大国。应当说，美国具有开发生物能源的重要优势，如农业产能过剩，生物能源开发可以增加农业收入。因此，相对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美国对生物能源比较偏重，生物能源是仅次于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在生物能源立法与政策措施上，２０００年就颁布《生物质研究开发法案》，指导美国能源部与美国农业部加强合作，为生物能源研发提供统一基准，同时要求采用财政和金融等手段鼓励生物能源研发；２００２年颁布《农田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法案》，提出鼓励生物能源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要求农业部门制定生物能源采购政策，协调分摊商业项目成本；鼓励生物能源相关领域的教育计划等；２００５年颁布《能源政策法》，对《生物质研究开发法案》和《能源税法案》等进行了修改，规定了一系列鼓励生物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的法律和税收激励包括：强制性联邦政府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生物能产品生产和消费补贴；技术研发支持；贷款担保等。美国的策略是以国家先期投入为引导，除了研发经费的高投入外，为了将生物能源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还积极培育相关产业链。目标是采用先进技术和精练过程，降低生物燃料的成本，使其能够与汽油和柴油竞争。为此，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设立了一系列专门的计划，如能源部生物能源办公室的“生物能多年计划”和环保署的“甘蔗乙醇计划”。另外，美国多数州设定了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或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手段鼓励生物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欧盟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或政策性指导文件。第一，这些指导文件设定了有约束力的目标，提出了生物质替代燃料标准和配额等强制性规章以及税收补贴等措施在内的开发利用综合政策体系。第二，欧盟通过能源科技计划对生物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和示范提供资金支持。在生物燃料上，欧盟给成员国设定了２００８年生物质燃料占运输燃料份额达到５．８％的目标。但是，各成员国对该目标的达成是自愿的。形势所迫，２００５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在制定和颁布生物燃料的税收减免办法。
巴西１９３１年就通过立法强制推广乙醇汽油，是世界上最早立法支持生物能源的国家。１９７５年，巴西颁布法令实行“国家乙醇燃料计划”，增加政府投资、鼓励研发乙醇利用技术，改进乙醇发动机以提高乙醇在混合汽油中的比例。１９９３年这个混合比例提高到２２％，２００５年将上限提高到２５％。２００３年颁布法令，宣布２００７年开始必须在矿物柴油中参２％的生物柴油，２０１２年增加到１０％，以作为柴油汽车动力或发电动力。
中国不能期望太高
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相对滞后，但近期发展迅速。２００５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１０亿公升。为了促进石油替代，２００６年政府颁发了《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发展，同时还出台一些具体的财税扶持政策。
但是，中国对发展生物能源有许多隐忧，尤其对是否会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威胁粮食安全等。其次，对生物质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能源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缺乏充分的平估。
寻找石油替代是降低油价冲击的重要措施。目前知道的石油的可能替代有许多，但都有一个量和价的问题，即替代量太小和替代代价太高。生物能源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替代，因而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就有人提议，将大力发展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作为实施替代能源的核心战略之一。
目前８０％左右的乙醇以淀粉质粮食为原料，约２０％的乙醇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粮食类淀粉质原料的价格较高，因而抬高了乙醇的生产成本。利用秸秆类木质纤维素原料生产乙醇目前还是技术难题。有专家认为，通过技术研究降低乙醇生产成本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其实，原料保证才是生物能源的关键限制，它影响成本和规模生产的可行性。中国人均耕地只有１．４３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主要粮食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用油则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不具备生物能源规模生产的可行性；近年来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的玉米， ２００６年由于出现供应紧张，价格随之上涨。供需不平衡引起的价格上涨可能会超过技术改良带来的成本下降。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结果，以食用油为原料制备燃料油也不会有成本优势。因此，如果能够做到生物能源不与人争粮（油）、不与粮争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能源关键限制的原料保证。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发展生物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还是发展生物化工对化石能源的间接替代，不与人争粮争地是很难做到的。
当玉米通过加工可以转化成乙醇汽油时，玉米已经具有能源属性。另外的一些农产品如大豆、小麦、红薯、甜高粱等诸多含有糖分的农产品都同样可以转化成为生物能源。尽管目前还没有农产品应用在能源领域的实例，但随着原油价格不断上涨，豆类产品成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白糖成为乙醇原料将会成为可能。
市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只要价格合适，规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产线除了树木秸秆，还可以吸入许多种粮食，就会演变成直接拿粮食去转化生物能源。在农产品总量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情况下，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当石油价格上升到６０美元 ／ 桶，美国的玉米价格开始受到影响。２００７年美国新玉米上市的现货价格报价上涨加快。业内人士认为，乙醇加工吸收玉米货源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国累计进口国外大豆共２８４０万吨，同比增加３０２万吨，增幅１１．９％。目前，国内进口的大豆已经有相当部分直接用于生物能源加工，如中粮集团已开始规模进军生物能源领域。美国的能源替代法案要求，到２０１０年，美国要生产７５亿加仑的乙醇，而目前的产量仅为４０多亿加仑。就生物质资源的优势，应当鼓励美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但是，在美国的带动下，国际粮食价格也有上涨的可能，进而影响中国粮食价格。
中国生物能源的规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生物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和具有选择性。“十一五”期间，中国计划发展６００万吨燃料乙醇，到２０２０年发展燃料乙醇至１５００万吨、生物柴油５００万吨。这一规模可能还不至于威胁粮食安全。但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在高位，不用政府鼓励，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一定会有更多农田倒向“种石油”，进而可能导致粮食短缺。事实上，政府很难厘清农民种植出来的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终用于什么样的消费终端。到那时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农民盲目逐利和应付食品上涨。中国农产品谈不上过剩，生物能源的石油替代一定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城镇居民却没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相对于人口），农产品很难实现大幅增产（相对于目前生产水平），生物质资源不足，这是中国规模发展生物能源的首要障碍。能源安全很重要，粮食安全更重要。因此，中国的生物能源作为石油替代不会有很大的前景，充其量是一个补充。生物能源可以是新能源战略的重要一环，但不能夸大其替代作用。毕竟，和其他新能源如风电不一样，生物能源是有后顾之忧的。也就是说，即使国际油价高位徘徊，石油资源急剧匮乏，中国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条可持续规模发展的石油替代，对其期望不能太高。
因此，在扶持发展生物能源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与粮食争夺土地，而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应该鼓励技术进步和企业提高效率。为了防止过度投资，必需将财税扶持政策针对特定的对象和范围，还必需有一套针对由于市场力量而导致过度投资的办法。２００７年１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敦促美国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并称到２０１７年将美国的汽油使用量降低２０％。之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指责美国总统布什推行从农作物中提炼乙醇作为燃料的计划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储备枯竭。这种说法可能比较偏激，但不能说毫无根据。（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乙醇燃料为代表的生物能源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但考虑到各种现实制约，中国是否要竭力追赶这一世界潮流，如何追赶，仍需仔细思量
随着气候变暖、油价上涨，乙醇燃料在今年陡然成为了西方媒体的焦点：布什到访南美，主要议题之一是与巴西谈这种“绿色石油”的技术转让，而巴西人更关心的是要让美国降低这项优势产品的进口关税，随后英国不甘人后地宣布投资数亿美元，与巴西合资建厂，再之后巴西总统追到了华盛顿，要继续未尽的乙醇谈判。甘蔗、玉米、甜菜等等可以制造乙醇的农作物，国际期货价格已经不断见涨。
西方的评论家们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新鲜话题，按照惯例，总有人泼冷水。一本书开始在美国流行，大意是指这么好的世道下，巴西人很难克制住毁掉亚马孙雨林造甘蔗地的冲动，细细算来，毁林减少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要高于使用乙醇燃料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大账上脆弱的地球得不偿失。更何况，使用甘蔗、玉米、土豆造燃料供汽车们跑动，可能会夺去众多贫困人口果腹的机会。于是，关于乙醇制造商的利益与地球、人的胃与汽车的油缸孰轻孰重的争论义正辞言地展开。
不考虑言论如何热闹，巴西人总算有机会收获他们的远见带来的累累果实，尽管远见超前了７５年：巴西在１９３１年就规定其国内销售的汽油必须添加２％－５％的无水乙醇。实际上，乙醇只是生物能源的一种，近些年来，高能源价格的刺激和能源安全的考虑，才使各国政府开始真正高度重视起生物能源。
全球发生了什么？
２００５年是生物能源显著增长的一个年份。根据２００６世界可再生能源报告《ＲＥＮ２１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６》，全球生物乙醇产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３０５亿公升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０亿公升；其中，美国的增幅达１５％?熏首次赶上巴西。巴西燃料乙醇供应了非柴油机动车燃料的４１％，２００５年巴西机动车中有７０％左右采用“混合燃料”。欧盟的燃料乙醇产量增长迅速，２００５年增长了７０％。２００５年生物柴油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乙醇。生物柴油的产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１亿公升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９亿公升；其中，欧盟的产量增长了７５％，其增长主要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引导。２００５年德国的生物柴油产量占近一半的全球总产量。
到了２００６年，许多国家提出了生物燃料的目标。美国于２００５年颁布了可再生燃料标准，要求燃料商提高生物燃料的年混合使用量，２０１２年燃料混合达到２８０亿公升。在欧盟，法国规划了生物燃料到２０１５年占燃料比例达到１０％的目标；比利时设定到２０１０年达到５．８％；德国要求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混合４．４％的生物柴油和２％的乙醇，并在２０１０年将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增加到５．８％；意大利颁布法令规定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各为１％。除了欧盟和美国，许多国家也颁布了新的燃料混合法令，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泰国。
在生物能源利用的法律政策上比较成熟的是美国、欧盟和巴西。美国是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大国。应当说，美国具有开发生物能源的重要优势，如农业产能过剩，生物能源开发可以增加农业收入。因此，相对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美国对生物能源比较偏重，生物能源是仅次于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在生物能源立法与政策措施上，２０００年就颁布《生物质研究开发法案》，指导美国能源部与美国农业部加强合作，为生物能源研发提供统一基准，同时要求采用财政和金融等手段鼓励生物能源研发；２００２年颁布《农田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法案》，提出鼓励生物能源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要求农业部门制定生物能源采购政策，协调分摊商业项目成本；鼓励生物能源相关领域的教育计划等；２００５年颁布《能源政策法》，对《生物质研究开发法案》和《能源税法案》等进行了修改，规定了一系列鼓励生物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的法律和税收激励包括：强制性联邦政府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生物能产品生产和消费补贴；技术研发支持；贷款担保等。美国的策略是以国家先期投入为引导，除了研发经费的高投入外，为了将生物能源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还积极培育相关产业链。目标是采用先进技术和精练过程，降低生物燃料的成本，使其能够与汽油和柴油竞争。为此，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设立了一系列专门的计划，如能源部生物能源办公室的“生物能多年计划”和环保署的“甘蔗乙醇计划”。另外，美国多数州设定了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或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手段鼓励生物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欧盟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或政策性指导文件。第一，这些指导文件设定了有约束力的目标，提出了生物质替代燃料标准和配额等强制性规章以及税收补贴等措施在内的开发利用综合政策体系。第二，欧盟通过能源科技计划对生物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和示范提供资金支持。在生物燃料上，欧盟给成员国设定了２００８年生物质燃料占运输燃料份额达到５．８％的目标。但是，各成员国对该目标的达成是自愿的。形势所迫，２００５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在制定和颁布生物燃料的税收减免办法。
巴西１９３１年就通过立法强制推广乙醇汽油，是世界上最早立法支持生物能源的国家。１９７５年，巴西颁布法令实行“国家乙醇燃料计划”，增加政府投资、鼓励研发乙醇利用技术，改进乙醇发动机以提高乙醇在混合汽油中的比例。１９９３年这个混合比例提高到２２％，２００５年将上限提高到２５％。２００３年颁布法令，宣布２００７年开始必须在矿物柴油中参２％的生物柴油，２０１２年增加到１０％，以作为柴油汽车动力或发电动力。
中国不能期望太高
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相对滞后，但近期发展迅速。２００５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１０亿公升。为了促进石油替代，２００６年政府颁发了《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发展，同时还出台一些具体的财税扶持政策。
但是，中国对发展生物能源有许多隐忧，尤其对是否会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威胁粮食安全等。其次，对生物质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能源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缺乏充分的平估。
寻找石油替代是降低油价冲击的重要措施。目前知道的石油的可能替代有许多，但都有一个量和价的问题，即替代量太小和替代代价太高。生物能源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替代，因而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就有人提议，将大力发展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作为实施替代能源的核心战略之一。
目前８０％左右的乙醇以淀粉质粮食为原料，约２０％的乙醇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粮食类淀粉质原料的价格较高，因而抬高了乙醇的生产成本。利用秸秆类木质纤维素原料生产乙醇目前还是技术难题。有专家认为，通过技术研究降低乙醇生产成本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其实，原料保证才是生物能源的关键限制，它影响成本和规模生产的可行性。中国人均耕地只有１．４３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主要粮食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用油则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不具备生物能源规模生产的可行性；近年来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的玉米， ２００６年由于出现供应紧张，价格随之上涨。供需不平衡引起的价格上涨可能会超过技术改良带来的成本下降。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结果，以食用油为原料制备燃料油也不会有成本优势。因此，如果能够做到生物能源不与人争粮（油）、不与粮争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能源关键限制的原料保证。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发展生物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还是发展生物化工对化石能源的间接替代，不与人争粮争地是很难做到的。
当玉米通过加工可以转化成乙醇汽油时，玉米已经具有能源属性。另外的一些农产品如大豆、小麦、红薯、甜高粱等诸多含有糖分的农产品都同样可以转化成为生物能源。尽管目前还没有农产品应用在能源领域的实例，但随着原油价格不断上涨，豆类产品成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白糖成为乙醇原料将会成为可能。
市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只要价格合适，规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产线除了树木秸秆，还可以吸入许多种粮食，就会演变成直接拿粮食去转化生物能源。在农产品总量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情况下，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当石油价格上升到６０美元 ／ 桶，美国的玉米价格开始受到影响。２００７年美国新玉米上市的现货价格报价上涨加快。业内人士认为，乙醇加工吸收玉米货源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国累计进口国外大豆共２８４０万吨，同比增加３０２万吨，增幅１１．９％。目前，国内进口的大豆已经有相当部分直接用于生物能源加工，如中粮集团已开始规模进军生物能源领域。美国的能源替代法案要求，到２０１０年，美国要生产７５亿加仑的乙醇，而目前的产量仅为４０多亿加仑。就生物质资源的优势，应当鼓励美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但是，在美国的带动下，国际粮食价格也有上涨的可能，进而影响中国粮食价格。
中国生物能源的规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生物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和具有选择性。“十一五”期间，中国计划发展６００万吨燃料乙醇，到２０２０年发展燃料乙醇至１５００万吨、生物柴油５００万吨。这一规模可能还不至于威胁粮食安全。但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在高位，不用政府鼓励，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一定会有更多农田倒向“种石油”，进而可能导致粮食短缺。事实上，政府很难厘清农民种植出来的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终用于什么样的消费终端。到那时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农民盲目逐利和应付食品上涨。中国农产品谈不上过剩，生物能源的石油替代一定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城镇居民却没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相对于人口），农产品很难实现大幅增产（相对于目前生产水平），生物质资源不足，这是中国规模发展生物能源的首要障碍。能源安全很重要，粮食安全更重要。因此，中国的生物能源作为石油替代不会有很大的前景，充其量是一个补充。生物能源可以是新能源战略的重要一环，但不能夸大其替代作用。毕竟，和其他新能源如风电不一样，生物能源是有后顾之忧的。也就是说，即使国际油价高位徘徊，石油资源急剧匮乏，中国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条可持续规模发展的石油替代，对其期望不能太高。
因此，在扶持发展生物能源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与粮食争夺土地，而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应该鼓励技术进步和企业提高效率。为了防止过度投资，必需将财税扶持政策针对特定的对象和范围，还必需有一套针对由于市场力量而导致过度投资的办法。２００７年１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敦促美国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并称到２０１７年将美国的汽油使用量降低２０％。之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指责美国总统布什推行从农作物中提炼乙醇作为燃料的计划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储备枯竭。这种说法可能比较偏激，但不能说毫无根据。（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