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林枫

林枫是我的岳父。

我和耿耿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黑暗的1970年结婚的。我们过去并不熟识，甚至没见过面。结婚之前我对耿耿的父亲林枫，也了解极少，只知道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校长，“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算作“刘少奇黑线”上的“大干将”。我的父亲罗瑞卿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当然也是一个大“黑帮”了。在那个年代背上“黑帮子女”名分的人，属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黑”六类分子中的最底层，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这样，我们两个被别人嫌弃的人，走到了一起。这是历史的误会，但却是我们个人的喜事。若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真没有我们这对夫妻。

被关六年后，终于有了音信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家政治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这类孩子开始纷纷写信给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与被关押的父母见面，竟都被准许了。见了父母面的人们奔走相告，各种消息不断传来。于是，1972年7月，耿耿的姊妹们也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寻找六年里杳无音信、生死不明的父母。当时只是想通过写信，试探一下父母是否还活在人间，没想到很快被批准与父亲见面。

1972年8月5日上午，几个闺女、儿子从贵州、山西、河北、四川、黑龙江的山旮旯和专政机关的“学习班”里聚集到北京秦城监狱，见到了形容枯槁、濒临死亡的父亲。这次见面，全是闺女们“发言”，关押了六年的父亲听“傻”了，几乎没话。但他说出来的几句话，却被在场的每个孩子牢牢记住了。岳父说：“前些日子，《人民日报》上登了解放战争时，我军战士解放锦州，路过老乡的苹果园，没有摘一个苹果的事。当年，毛主席曾就此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活下来的。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林树乐’，树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毛泽东批示放人

从秦城监狱回来，由老大梅梅执笔，连夜再给毛主席写信，力陈根据岳父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请求放他出来治病，并描述了岳父讲到毛主席“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信是通过王震同志当时的秘书伍绍祖转上去的。

8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见《毛泽东传》下册，1619页）8月17日上午，林枫专案组一负责人，匆匆忙忙来到我们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赶出原住所六部口内翠花湾3号后的住宅——和平里1区5号楼10单元303室，让孩子们不要忙着返回各自劳动的工厂、农村，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你们的信，毛主席意放你父亲出来治病；明天就接你父亲到心血管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住院治病；毛主席批评我们对你父亲搞了‘逼供信’，我们要向毛主席检讨，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做了检讨，我们将来还要向毛主席做检讨。我们也要向你父亲做检讨……”

8月18日上午，我们来到阜外医院六病房西头第三间病室，岳父早已在那里了。病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岳父的，另一张是看守人员的。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五年断断续续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接触，直至1977年9月29日下午7时50分，他在这间整整住了五年的病室里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