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中国要更充分地利用联合国—专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安理会就朝鲜核试验问题进行表决，

一致通过了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第１７１８号决议 新华

“中国将进入更充分利用联合国的时期”
　　南方周末：中国提出“和平崛起”，那么，联合国在其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陈健：对这个问题，首先应看到，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已从没有海外利益的国家变成在世界若干地方拥有利益的国家，而且利益范围会愈加广泛。比如我们在非洲、拉美一些国家有投资，很多中国公民在外经商、办企业，我们就有义务保护这些国民，保护中国公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今后，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拓展和全球化进程，与我们利益相关的地方还会越来越多。
　　保护一国的海外利益，可以单边、双边，也可以多边。单边行动是一些西方大国惯用的做法，不可取，中国不会这样做；双边渠道解决一些个案是有效的；但对于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为取得更广泛影响，需要开展多边合作，联合国是最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
　　刚刚发生的埃塞俄比亚中国工人遭受血腥袭击的事件说明，一些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正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今后，中国在联合国将不仅继续从原则出发，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并且将结合自身利益更积极地推动、介入和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国将进入一个更充分利用联合国的时期。
　　南方周末：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健：中国必须掌握联合国的规则，了解联合国一些机制和程序可能带来的制约，并善于运用这些机制和程序。从利用联合国来说，某些方面中国可以向美国学习，美国是六十多年来利用联合国最多的国家。但是有些方面也不能学，比如美国在能利用的时候就充分利用，但不能利用的时候就撇开联合国，如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国际威望受到严重损害。

陈健

“更多利用联合国平台上演我们的戏”
　　南方周末：如何更好的利用联合国，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
　　陈健：首先要正确理解利用这个词。中国人觉得利用总是带点贬义，首先，一提到利用，就好像是为一己之私，第二，利用好像总带有一点欺骗，或对对方不利的动机。实际上，利用可以看作一个中性词，联合国是一个希望大家利用的平台，各国越是利用它，它的作用也就越大。各国对美国的某些做法不满，就是因为美国常常撇开联合国，一意孤行。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利用联合国？
　　陈健：近几年我们出台几个大的举措，如中非论坛，就是受中非双方高度重视、成果丰厚的盛会。但不少西方媒体对会议颇有微辞。一些西方政要担心中国无条件提供帮助可能带来消极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发来贺电，但内容也很“暧昧”，结果没在大会上宣读。事后，在秘书处内部一次高层会议上，当谈及此问题时，秘书长表示对中非论坛这样性质的会议发去措辞暧昧的贺电是不合适的，他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弥补。如果我们利用联合国，把非洲论坛包装一下，变成联合国－非洲论坛，挂上它的名号，这样可以争取消除或减弱反对的声音。今后，特别是由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发展事务部的副秘书长了，可以考虑更多利用联合国南南合作的平台来上演我们的戏。

影响力＝综合国力×政策鲜明度
　　南方周末：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二年，您即被派往联合国，到今年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３７年里，您有４次在联合国任职的经历，而且横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您的观察而言，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健：衡量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仅仅看综合国力是不全面的。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一国的影响力等于综合国力乘以政策力度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
　　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代表权之后，在当时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下，中国对双方都不买账，敢于仗义执言，发出独特的声音，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和支持。虽然那时中国的国力弱，但并不能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差。
　　就参与度而言，中国目前参与国际事务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我们以前的参与，是在联大和发展中国家推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立法，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与行动纲领时，中国起了积极作用。而现在，中国除了联大，也更广泛参与安理会磋商，从联大到安理会，从救灾到维和，应该说参与程度有所加深，因为安理会毕竟是联合国最有行动能力的机构。
　　当然，我们的做法也随国力上升而有所调整，现在更加强调和谐、合作，不再像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劲头了。
　　南方周末：那三十年前，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仗义执言”？
　　陈健：那个时候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使得联合国第一次出现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大家觉得中国兄弟说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因此中国在联合国受到大多数中小国家欢迎。中国代表的发言，往往能获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高层拍板 决定派出维和力量
　　南方周末：那么，这三十多年里，联合国在中国眼中有什么变化？
　　陈健：三十年前，我们主要把联合国看作一个讲台，宣传反对霸权主义，宣传“三个世界”的理论。当时邓小平在联合国说：如果将来中国起来称霸，欢迎大家把它打倒。所以我们宣传我们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以赢得国际上的同情、理解和支持。那么现在我们还更多地把联合国看作实现我国外交目标的平台，更全面地参与，有时还通过联合国这个多边渠道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南方周末：这种变化在外交中有没有具体体现？
　　陈健：比如参与维和行动，还有接受外国援助，这可以说是外交上的两大突破。过去我们一贯强调中国在海外无一兵一卒，强调经济发展完全靠自力更生。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军事观察员，当时内部有不同意见，后来是高层拍板决定。中国由此开始向外派出维和力量。
　　南方周末：这种转变是怎样做出的呢？
　　陈健：这么重要的外交突破，一般需要最高层来决断。中国在参与维和方面往后也要有突破。
　　南方周末：随着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深入，外交部在机构设置上是否做出了相应变化？从前，外交部似乎只有一个处负责联合国相关事务。
　　陈健：“文革”前，外交部有国际司，６０年代初，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国际上支持中国恢复席位的呼声越来越强，我们这批人１９６４年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就是为将来进联合国做准备。但“文革”开始后，一切都天翻地覆，国际司被取消，变成欧美司美大处下面的一个组。如今联合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又重新得以增强。外交部的三个司——国际司、军控司、条法司，都涉及联合国事务。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中国会费最新的一次调整？它还没有达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水准。
　　陈健：那时占５％，但那是“政治会费”，是由周总理定的。改革开放后，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实事求是，该缴多少缴多少。中国会费一下子降下来，变成百分之一点几，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逐步增加，这一次达到２．７％，已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中增幅最大的了。

联合国无法平衡和制约美国
　　南方周末：您认为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陈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对联合国的参与将有大的提高。李肇星外长曾指出，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我认为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将再上一个新台阶，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南方周末：您认为，“９·１１”对联合国究竟是一个契机还是挑战？因为“９·１１”之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
　　陈健：应该是一个契机。实际上，“９·１１”之后，曾有一段时间，美国多边主义也一度盛行，它把欠联合国的款项全数缴齐，数额不菲。后来攻打伊拉克，单边主义才浮上水面。所以“９·１１”之后，大家一度以为联合国进入黄金时期。
　　美国攻打伊拉克让各方都不满。美国认为入侵伊拉克是贯彻联合国已经通过的精神，联合国却不给美国授权。而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等国也不满意，认为联合国没有管住美国。所以，各方都认为联合国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没能发挥应有作用，也为后来出现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埋下伏笔。
　　实际上，当初联合国的建立就是建立在五大国一致的基础上。一旦五大国不一致，联合国就无法正常行使职权。一旦大国一致完全消失，联合国也就不存在了。
　　南方周末：联合国是否会发展成“世界政府”？
　　陈健：就目前来看，不太可能，甚至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制约。冷战之后一度曾有幻想，认为美国一超地位突出，希望联合国能成为制约和平衡美国的力量，就像小说《格列佛游记》里面那样，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好多小人联合起来，把巨人钉在地上。但事实说明，联合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要制衡美国，还要靠多极化的发展，包括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复兴，以及欧盟的进一步发挥作用。实际上，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对独强的一方也未必有利，使他利益膨胀过大，产生自以为是的心理，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恢复平衡之后，各国可以更好地合作。
　　南方周末：联合国改革的大致方向有哪些？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健：安南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历史上最广泛、最全面的，是一个宏伟蓝图，但现在要完全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二战之后建立秩序的也不是联合国，而是二战本身的结果，联合国只是反映了战争之后的国际秩序。没有国际力量对比的大变化，联合国就很难改革。

联合国也有“潜规则”
　　南方周末：您四次到联合国，三次作为中国外交官，一次作为国际公务员，这两个身份有没有发生冲突？
　　陈健：应该说没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不寻求海外特殊利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是和平与发展。此外，秘书处也不可能参与大国的内部事务。所以大国外交官被派到联合国工作，不会遇到需要做与本国利益相矛盾的事情。当然，我们作为国际公务员，不能公开宣扬本国的立场。
　　南方周末：听说您上任第一天，就被要求签署一个宣誓，宣誓您从此成为一个国际公务员，不再效忠本国利益？
　　陈健：对此我早有准备，我在联合国十几年，了解这套程序，这个我必须得签，不签他们不给我发工资。（笑）潘基文上任后，新就职的高官不再在各自办公室签字，而要去他办公室，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们也响应了他的要求，每月一日，把本部门新上任的国际公务员召集到一起，进行宣誓。虽然宣誓，各国来的人员还都心怀着自己的国家，在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做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事情。这种“潜规则”也成为大家的共识。
　　南方周末：日本的国际公务员有定期通报制度，会定期召开一些聚会，通报情况，中国有这种制度吗？
　　陈健：中国没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公务员和中国代表团之间有一些互动，但也没有像这样的正式聚会，而且这样聚会似乎也不太合适。

中国在联合国的公务员
　　南方周末：一个国家可以向联合国派出的国际公务员，和它的会费是直接挂钩的，那么有一段时间，中国公务员的数量没有达到会费允许达到的限额，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
　　陈健：这段时间有一定改观。因为为了解决会费大国如日本韩国公务员过少而不满的情况，联合国开始在这些国家举行招录考试。在中国举行过几次这种招录，使进入联合国的人数增加，但是中国公务员大多数还是ｐ４级以下，ｐ４以上的高级公务员人数仍然很少。
　　南方周末：联合国文化与儒家文化有何差异？
　　陈健：西方文化崇尚思辩，从小就培养学生跟老师辩论，中国的教育灌输性较多，所以中国人的接受能力很强，但是争辩能力较弱。而联合国恰恰是一个需要争辩的地方。讨论问题时，从不同的角度，甚至从反对的角度来提出问题，这样探讨问题才更深入，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擅长的。我到联合国工作这么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不光是中国人的问题，日本、韩国，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三个国家的人员进了联合国以后上升速度不快。
　　（成敏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