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代表任何国家”

■  在联合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权力真空，被一个中国人填补
■  陈健的行动，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对痼疾也会用猛药
■  他在一次记者会上的发言，被某套《大学语文》教材收录
■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

陈健

　　“他所主导的改革，是联合国各项改革当中最深入、最富有成果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他的中国同事陈健赞赏有加。
　　２００７年３月，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卸任。陈健的五年，正是中国外交在新世纪初露峥嵘的五年。作为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陈健的三十年，可以真切看到中国外交三十年的发展轨迹。

９·１１，联合国大会由中国人领导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清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普通一天的开始。
　　陈健开车离家时，一切如常。当他在联合国大楼下车，旋即感觉气氛异样。平日这个时刻，人们都向大厦走去，但眼前只见人们纷纷从楼里撤出，神色仓惶。陈健向身侧的警卫询问，警卫也不说话，遥遥一指，陈健抬眼望去，冒着浓烟的世贸大楼赫然眼底。陈健心头一紧：“出大事了！”
　　世贸大楼、五角大楼先后被撞，同样位于美国心脏地带，且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联合国大楼随即成为“高危建筑”。
　　接下来的一幕让警卫迷惑不解。他发现，这位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逆人潮而动”，向联合国大厦走去。警卫急忙上前询问，回答是：“我还有工作。”这位警卫的第一反应是：“他不要命了。”
　　头一天的９月１０日，原联合国大会主席刚刚卸任，新的大会主席尚未产生。原定１１日联合国大会要产生新主席，但“９·１１”打乱了一切。于是在９月１１日，联合国大会六十年历史上第一次“群龙无首”——没有大会主席，联大出现短暂“权力真空”。
　　“会议究竟能不能开？”联合国大会事务司司长普茨列夫，正为第二天的会议焦虑。这时候电话响起，他的上级陈健，指示建立一个类似“临时指挥部”性质的小组。普茨列夫听到电话彼端的声音仍然清晰，镇定，条理清晰，这位俄罗斯人顿时心中一宽。
　　在人心浮动之际，陈健派人打电话给各地区集团主席，要求这些主席分头通知本地区代表，告知明天开会事宜。随后，普茨列夫又得知，他的上司陈健以联合国副秘书长身份，行使联合国大会主席职责，召集联合国各地区集团主席，维持联大在危机中的运作，并商议如何对９·１１表态。
　　９月１１日这一天，陈健如往常一样，１０点上班，６点下班，其间一直呆在联合国大楼里，未曾离开一步。
　　９月１２日，在陈健的领导下，联合国大会顺利召开，并通过了反恐决议，美国媒体也罕见地称赞联合国“表现出惊人的效率”。鲜为人知的是，这“惊人效率”，是在一个中国人的掌控下完成的；在联合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权力真空，被一个中国人填补。
　　 一旦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为联合国服务，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陈健在上任第一天，就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签字——誓约规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代表任何国家。
　　而此前，陈健一直代表中国。

一场针对积弊的“持久战”
　　七年前，曾有一本地下出版物，如幽灵般，在联合国高官与各国大使间秘密流传。
　　“大家心照不宣，如获至宝”——这本十四页的小书，就是由前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梅德萨特编写的“联合国打盹地点指南”。
　　联合国会议大多冗长乏味，甚至通宵达旦，很多官员难以支撑，须溜出去打盹，而标注了联合国大楼内诸多适合打盹的地点，并进行“打盹指数”点评的手册，自然广受欢迎。然而２００１年，该书的“热销”却因陈健戛然而止。
　　作为最早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之一，陈健曾先后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日大使等职。与他的继任者，以“中国鹰派”著称的沙祖康相比，陈健显得低调许多。
　　２００１年，自驻日大使卸任后，陈健接替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执掌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与主管政治、经济等“重要部门”相比，会议管理部似乎并不“核心”。“本来以为在这个部门会轻松些，可刚一上任，秘书送来一份财务状况报表，让陈健“倒吸一口冷气”。
　　“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国第一大部，人员最多，开销最大，仅在纽约总部就有１２００人。而眼前报表上的“血红赤字”赫然显示，该部门已累计亏损３８００万美元，仅２０００年就亏空１１００万！
　　陈健找了一个咨询公司，专门调查会议管理部经费超支的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空源自联合国的“文山会海”。该问题曾饱受外界非议，但数十年来积重难返，连前秘书长安南也慨叹“联合国要被会议和文件淹死”。各国为显示谈判决心，希望为本国多争取一些利益，但僵持的后果是，会议变成马拉松，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联合国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文件动辄上百页，加之会议时间不定，六种语言的同传要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纽约“救急”，花钱如流水。当年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乔冠华就有“文山会海”的慨叹，如今三十年过去，依然如故。
　　“他总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会议管理部的下属对他们的新上司印象是，十分随和。然而，这位和蔼的中国人随后的“强硬手腕”让他们史料不及。联合国高官们原以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会秉承“稳定压倒一切”，但陈健“板凳还没坐热”，就举起改革的利刃。一场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改革，矛头直指数十年来的积弊，在会议管理部迅速展开。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会议管理部批准时间内举行，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２０页，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不得超过１６页。但这些规定从未被认真执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联合国也不能例外。”陈健上任后，真正开始实施这个规定。
　　对付超时和违规者，会议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挑战旧制度的勇气，颇有变法图强的味道”，在联合国数十年，熟知会议积弊的老同事评价。
　　政令一出，整个联合国为之震动，阻力亦随之而来。会议“意犹未尽”就被“勒令离场”，数十年的“老传统”一朝被废，很多人对新规定很不适应。一些会议主席也打电话给陈健，要求延长会期，陈健的各国“老朋友”也纷纷“走后门”。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大使想尝试一下：“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多给我们十分钟。”陈健的回答依旧礼貌：我知道你是支持联合国改革的，我如果同意，今后就难以约束其他人，改革目标也难以实现。面对“人情”，陈健滴水不漏，各种“高抬贵手”的要求，陈健一概谢绝。
　　“人家也是大使，反复的来求我。我能顶住就顶，实在顶不住，我就祭出最后杀手锏，让他们去找秘书长，如果秘书长下令，我就服从。”陈健深知，后门一开，放过一个，就无法约束其他，改革就会毁于一旦。
　　对于陈健的改革，安南给予充分支持，从未下令延长。五年任期内文山会海积弊大减，联合国风气焕然一新。５年中，会议管理部年年盈余，由“亏损大户”一跃而成“盈利大户”。
　　“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向来以稳健著称，但陈健的行动，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对痼疾也会用猛药。”一位联合国评价。

“最富挑战性”的职务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和出使日本时，陈健曾多次“舌战群儒”。
　　１９９６年，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国书，委任陈健担任驻日全权大使。当时中日关系稳定良好，双方都对陈健寄予厚望。在陈健任上，经不懈努力，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先后访日，中日双方一度形成良性互动。然而，教科书事件、李登辉访日让中日关系陡生枝节。
　　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０年，陈健接受日本朝日电视台邀请，参加直播节目“星期天企划”。该节目是日本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访谈节目，常邀请“重量级人物”，就国内国际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向来以言语犀利、不留情面著称，而这也是中国驻外大使首次参加国外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访谈节目。
　　现场直播，说出任何话都无法收回。节目里，田原频频向陈健发难。他拿出一张图表，上面显示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中、日、美三国军事预算增长情况。田原提问：“据该表格显示，中国军费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与日本，说明中国正在对亚洲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陈大使您怎么看？”此言一出，全场焦点骤然集中在陈健身上。
　　在全日本亿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陈健声音依然平静：“那我也来看看图表。根据图表显示，中国军费总数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但中国军队需要保卫的国土面积却是日本的二十六倍，因此这样来算，中国还不算是亚洲和平最大的威胁吧？”如此回答，连在场的日本观众也禁不住连连点头。
　　“面对媒体，应尽量用事实说话。不过，在聚光灯下面对外媒，不仅要斗勇，更要善于斗智。”陈健说。在任驻日大使前，陈健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在外交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位发言人中，绝大多数都比较严肃，陈健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唯一一个以风趣幽默见长的。他常以幽默的方式，把记者会上的敏感话题与火药味化于无形。”外交部一位老领导如是评价。
　　“大多数媒体还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些外国媒体，抱有敌视中国的态度，经常在记者会上寻找时机。”陈健坦言，在其担任的诸多职务中，外交部发言人一职最富挑战性，每次上台之前，心中亦不免惴惴。
　　１９９５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当时很多外国记者经筹划，在记者会上联合向陈健提出，要向中国政府提交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请愿书，请陈健转交。问题一出，早有准备的国外媒体把所有的灯全都打上，准备拍照。
　　“无论接受还是拒绝，都等于给西方媒体一个炒作的机会，不利于妇女大会的顺利举行。”面对两难困境，陈健急中生智，微笑答道：“我是外交部发言人，我这里是信息的出口，不是入口。”全场一阵笑声，没有“不”字，但实际上拒绝了外媒的要求。第二天风平浪静。
　　曾有媒体要求陈健预测当时刚上台的日本桥本内阁的命运。直接答“对别国政府不便预测评论”也可，则显僵化，当时陈健笑答：“我不是算命先生。”全场莞尔。
　　陈健在一次记者会上的发言，甚至被一套《大学语文》教材收录，作为临场机智应变的范例。
　　“我认为，设立发言人这个位置，不是为和西方斗争，而是为增加外国记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缓解其敌对情绪，为改革开放和外交活动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陈健坦陈初衷。
　　１９７２年，３０岁的陈健作为随员，来到纽约，当时的工作是给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做翻译。在联合国，没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如联合国大会开会时，任何坐在本国牌子后面的外交人员都可以发言。中国当时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猛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当中国代表离开时，陈健作为随员，也时常发言批判“苏修”，与苏联代表激烈辩论。他笑言，后来做发言人的口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被“锤炼”出来的。

从泥水地到联合国
　　陈健１９６４年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随即进入著名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一步学习英文。这里曾走出李肇星、章启月等一大批外交官。两年后文革开始，他被先后下放到广东汕头牛田洋和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种了三年的水稻。
　　“当时我很羡慕在北方劳动的同志。北方水稻一年一熟，而我种田之处一年三熟，劳动量大多了。”数年日晒雨淋的稼穑生活，被陈健略带揶揄的笑谈一语带过。太阳终日暴晒让皮肤开裂，稻田齐膝的水里，牡蛎的碎壳防不胜防，时常让两条腿伤痕累累。
　　年轻的军医嘲讽陈健，应响应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节约麻药。这个满腿是伤的小伙子的倔强出乎他的意料，每次外伤缝针时，陈健真的主动要求不打麻药。“当时真的很佩服关羽刮骨疗毒”，谈起这段经历，陈健面带微笑，如果了解他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对他的乐观也就不难理解：他五岁丧父，母亲也随后去世，在外祖父家长大，叔伯微薄接济维持生活，直至考入复旦大学。
　　陈健把苦难当成一种磨练，并不抗拒，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学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
　　“周总理有指示，允许我们每天学一小时外语，但军队管委会让我们安心做农民，并说总理的话是指示，不是命令。军队只服从命令，不服从指示。剥夺了我们继续学外语的权利。当时真的想不通，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难道就为让我们种地？今后路在何方！”
　　１９７１年陈健回到外交部，但“三年劳动”的后遗症随之凸显：看到英文单词，明明学过，就是想不起意思。郁闷之极，陈健每天泡在英文“北京周报”里，到了美国，又成了“电视迷”，拿着笔记本，遇到不会的单词和短语，马上记录下来。一番“恶补”之后，才重拾英语。
　　从联合国卸任归来，回忆３０多年外交生涯，陈健仍有些许遗憾。“担任大使那几年，虽然不遗余力，但仍难挽救中日关系下滑。从事业上说，那几年比较郁闷。此外，在联合国的具体改革措施也未能完全推行。”例如，我本来希望在会议管理部，裁掉联合国负责六国文本对照的部门，以节约资金，提高效率，但这个部门的职员去向联合国工会求助。工会对我表示强烈反对，还通过一个文案来批评我。经反复磋商，最后也只能妥协，把那部门６个组减为４个。”
　　“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安南对陈健高度评价。从牛田洋的泥水地到联合国总部大楼，陈健说：“在联合国、做发言人、出使日本，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但作为外交官，工作能顺利开展，背后都有共同因素：一个不断发展，逐渐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