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猎组织升级犯罪 贩雕黑网横跨中国

金雕等国家保护动物或被大规模毒死，或被捕捉后偷运到华南，其中绝大部分葬身人腹

屠杀
　　这个出租房简直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屠场！
　　诱杀动物的毒药上百斤地存放在编织袋里，鹰的尸体一打打扔在冰柜中，死去的胡兀鹫横七竖八。而失去生命的金雕标本，只剩下凝固的飞翔。这里还有鹿鞭、熊胆，还有猎隼、红腹锦鸡蛋，还有麝香、沙狐皮、藏羚角……西宁市森林警察从黑市大佬张恩科的出租房里，搜出了一百二十余件野生动物制品，一百多件作案工具。
　　追捕这只“老狐狸”，警察们足足花了两年时间。知情警察称，张恩科虽然是贩卖野生动物的大佬，是制作金雕、胡兀鹫标本的高手，但公安一直没找到他猎杀和贩卖的直接证据，“货”的藏匿地点更是迷局。这个疑犯一次次更换手机，甩掉警方追踪，并神龙见首不见尾地遥控交易。一些不和其直接联系的中间商秘密转运过他的货物，但即使被查获，也无法证明这些动物来自张恩科。
　　转机出现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８日。“那天，森林公安根据线报找到了他的货仓——那间隐秘的出租房。”知情警察回忆。张恩科平日住在西宁市郊的普通小区，那天他罕见地亲自提货。就在他把两只金雕标本装上车时，埋伏许久的警察一拥而上。
　　２００７年５月中旬，张恩科将和数名同案被告在西宁受审。
　　这个和警方交手多年的黑市大佬，只有不到１．７米的瘦小个子，四十余岁。他说话带着陕西腔——１０年前，他只是陕西一个唱秦腔为生的街头艺人。８年前，他进入青海，手伸向了野生动物。
　　他成为黑市大佬后曾经扬言：“要灭绝和垄断青海的胡兀鹫！”这让黑市上的人都觉得过分。一位警察说：“他要搞乱生物链，天都不容！”　
　　张恩科布置了一张以西宁为中心的野生动物盗卖黑网，从青海的海东铺到玉树、果洛、海西等地。按照各地区野生动物的分布特点，张恩科让刘世辉等人到牧区收购雪鸡、各种珍贵角类，让互助县的马秀英等人收购鹰类——警方直接从马家搜出了胡兀鹫尸体３件。玉树、果洛地区的盗猎者，则供应金雕等珍稀猛禽。
　　警方发现：这个巨大盗卖团伙的落网，使西宁野生动物黑市出现了缺货，导致黑市购销价格均翻一番。
　　与张恩科在货物上“互通有无”的胞兄张维科和１２名同案犯，以陕西为中心，贩卖了近千只猫头鹰、猎隼等鹰类。其中９人因此被判１０年以上重刑。法院认定：他们从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收购猫头鹰、花鹰等动物，主要运至广东。
　　这和广东的打击情况相吻合。仅广州市森林公安局统计，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该市查处了１５８宗案件、４５５０多只野生动物，其中有９５％以上属于珍贵或濒危类。除金雕、猫头鹰外，还有巨蜥、穿山甲。广东另一动物保护机构称：中国西北地区的猫头鹰，因猎杀成千上万地下降。
　　青海省森林公安局和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可西里藏羚羊等毁灭性盗猎行为被他们基本遏制后，打击重点转向对金雕、胡兀鹫等鸟类的杀戮。２００７年４月，他们组织了全省森林警力进行专项打击。

收购到销售，近千倍的暴利
　　“是暴利让他们疯狂犯罪。”不管是青海省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周佳，还是广州市森林公安局局长苏鉴，都表达了这个看法。
　　南方周末记者也见证了惊人的暴利。通过互联网，出售金雕标本的帖子被找到。记者以广州老板的名义联系了这个中间商，他称有两只金雕标本，大的展翅近两米，小的展翅一米多，售价分别是３８万元与１７万元！他还发来了这两只金雕的图片。经数天“砍价”，谈到两只金雕一共５０万元后，中间商和青海的供货商再也不肯让价了。“金雕马上要成为像中国虎那样的绝品动物了，值得收藏。”他们说。
　　一位长期调查黑市的警察说，青海金雕尸体收购价一般为五六百元，最高一千多元。比较成本与售价，中间商竟然想赚近千倍的利润！
　　暴利的诱惑，同样体现在张恩科案中。
    青海省森林公安局有关人士介绍：张恩科出售金雕标本的正常利润在几倍到几十倍间，但不是其犯罪的主要部分——金雕数量日渐稀少，他不可能满足于微薄的利润。贩卖食用珍稀动物，是他更重要的获利手段。他以每只一百多元的价格，从牧区收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雪鸡，然后再以２２０元的单价出售给商家。张恩科被抓后，警方才发现：一次在西宁机场截获的２６只雪鸡，就是他卖给广州市花都区一房地产老板的。
　　把猫头鹰等鹰类活体卖给广州的酒楼，同样利润可观。每只猫头鹰的收购价在一两百元间，但本报记者在一些星级酒楼暗访时发现，一份“天麻炖猫头鹰”要卖１８８０元。
　　但张恩科最主要的利润，是购销藏羚角、麝香等可入药的动物器官。有知情警察称，这块的利润在１００％以上，且数量最大。黑市贩子从湖南购得的穿山甲均价为每公斤２００－３００元，但一进入广州市场就是每公斤７００元以上。到了最终的消费市场，平均每公斤超过１０００元！一只穿山甲重约七八公斤，至少五千元利润。而如果从东南亚收购１只穿山甲，成本价可便宜到每公斤２００元，跨国犯罪由此发生。

组织变异：黑社会化愈发明显
　　暴利，也推动着盗猎组织从低级向高级演化。
　　在青海警方看来，以张恩科为首的团伙并不成熟。尽管他有一张覆盖全青海、触及中国南北的购销网络，但与数名涉案人员的关系比较松散，主要是熟人、朋友、亲戚，也没有涉枪。上下线之间利润分成，是这个组织最重要的推动力。这与他的兄长张维科的１３人团伙情况相似，陕西警方证实了这一点。
　　广州警方对这类低级犯罪组织有比较精确的总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外来人口占９５％以上，有较强的姓氏分布性，具有一定的家族因素。他们成员稳定，但组织松散——没有明确分工，平时各自经营，只是在一定情况下集中犯罪。
　　另一种是以地缘为纽带。他们大都是同乡，甚至邻居。由于部分人从中获得了暴利，回家盖起了高楼，其他人纷纷效仿。
　　但在今天，松散的团伙正朝集团化发展。广州市森林公安局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连续打掉了几个犯罪团伙，他们已经不是以往的杂牌军，其成员固定、分工明确。比如一起涉及３６５只穿山甲的大案中，有人驻广西，负责与越南的走私团伙联系接货；有人专门将货物从广西运到广州高速路口，然后有人专职接货。接着，还有人按预先接到的“订单”送货。
　　各地警方还发现：以往涉案人员为１－２人，且涉及的野生动物数量为５只左右。但近年来的案件涉案人员达３人以上的，已占案件总数的一半以上，最多的达７人。并且出现了数起“黑吃黑”案件，犯罪的集团化与黑社会化趋势变得明显。而涉枪、涉黑、涉毒的犯罪组织，也开始进入贩卖链条。

动物保护者？
　　更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有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借职务之便加入了盗卖组织。这使犯罪组织的形态变得复杂迷离。
　　本报记者以广东老板的马仔身份在青海西宁花鸟市场暗访，一家藏饰品店的老板向记者提供了两张胡兀鹫标本的照片，以作供货参考。数天交往后，她信任了记者，答应带记者直接面见“幕后老板”，购买金雕标本。
　　她带记者去的地方竟然是——青海青藏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西宁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约见记者的“幕后老板”是一个皮肤黝黑、形似香港明星曾志伟的中年男子，记者后来查清此人叫贾成元，是西宁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
　　他带记者参观了珍稀野生动物的标本仓库，内有金雕、胡兀鹫、藏羚羊、棕熊等数十种标本，棕熊标本还无厘头地被安上了一副墨镜。“这些标本平常用于展出，如果客户需要是也能私下卖掉。”他说。金雕标本开价６０００元，胡兀鹫标本１．２万元，棕熊标本５万元。他自称还能提供国家保护动物雪鸡、藏羚角等珍稀动物制品，“包括运费，（雪鸡）安全送到广东每只４００元”。　
　　记者称“怕路上被公安截掉”，他不屑地大笑：“‘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这里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他旁若无人地和记者在救助中心办公楼前讨价还价，其他工作人员进进出出，熟视无睹。
　　这个“金钢钻”是什么？“只要你们老板发一个函给我，说要用于科研用途，我就可以办好合法手续，包括收藏证。”他解释说，“要把它变成合法的，关键是你得花钱。我的行价是每办１个手续，就要再出一倍买货的钱。”为了让记者相信他的能量，他拿出了刚办成的一份红头文件，上面的字样有“青海省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局同意向青海湖１０１景区运送标本”。
　　对此，广东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谢主任没有感到惊奇。他介绍，广东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是全国条件最好的，资金由财政全额拨款，但还是有些紧张。一些贫困省份的野生救护中心经费则严重紧缺，通常财政只出三成的钱，其他自筹。所以，一些救护中心只能“靠山吃山”解决生存问题，也有少数人会参与贩卖动物。“但很难说是他们丧尽良知，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奈”。

捕猎与偷运的完全演变
　　盗卖组织的发展与变异，则导致盗猎、运输、销售的犯罪手段步步升级。
　　本报调查发现，过去青海牧民极少猎杀野生动物。捕捉金雕一般用铁夹、鱼网等原始工具。但在张恩科的犯罪中，毒药被大量运用——他把上百斤毒药发给各牧区、林区的下线，以此“灭光青海所有胡兀鹫”。
　　张恩科甚至可以根据各地野生动物的分布与变化，进行遥控猎杀。这让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鸟类学家李来兴哀叹：“盗猎分子很注意我们的专业论文。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提到某些地方的珍稀物种，这些人就会按图索骥，我特别担心研究成果被他们利用。”
　　一位广州市的森林警察介绍，随着盗猎组织的集团化倾向，在贩运、销售上还出现了人货分离的趋势。现在的嫌犯一般不再随身存放货物，而是租用两个地方——一是仓库，存放货物；另一个用来居住。两地相离较近。有买主时，他们就带人到仓库提货，整个过程一般只要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查处相当困难。青海的黑市大佬张恩科用的就是这一招，长期逍遥法外使警方无可奈何。
　　犯罪集团化，也增加了他们在货物运输方面的能量。　　　　　　　　　
　　一位警官对此深表忧虑：“从逻辑上讲，火车和飞机都有安检。而贩卖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金雕——个头比较大，数量也不少。但犯罪分子却通过铁路和航空大量运送动物，这说明了什么？”
　　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排除内部人参与贩卖的可能，森林公安到铁路货运公司查处案件的难度也很大。铁路的不少运输点是承包给个人的，当警方搜检时，他们借口货物交了运费，只能交给付运费的人。
　　更隐蔽的犯罪方式也在考验警方。随着犯罪组织财力的增加，他们自购汽车进行贩运。“每天公路上有那么多汽车往来，如果没有线人举报，破获的可能性极小。”一位警官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森林公安警力严重不足，比如某个千万人口的大市，森林公安不到百人。
　　为了让运送更为隐秘，一些残酷的手段用于动物身上。因为线报在汽车上被截获的６只金雕，送到了广州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中心人士介绍，盗猎分子用透明胶把它们捆成一团，只留鼻孔透气。然后，分两层塞入一个竹筐里——每一层都放着冰块，用来降温，竹筐则装进汽车后备箱。截获时，警方不敢相信：这些“落汤鸡”，就是能展翅超过两米的鸟王金雕！
　　被解救的金雕羽毛凌乱，目光惊惧，见人过来就把头埋到翅间。２００６年，１只受到过同样伤害的金雕被送到救助中心，但它再也不接受人类的善意，倔强绝食，哀鸣３天后郁郁而终。

人要吃掉它们
　　犯罪组织所有追求暴利的手段，都源自消费市场的庞大需求。一方面，很多老板、包括官员，迷恋由它们尸体制成的标本；更主要的是：人要吃掉它们。
　　《南方周末》记者在广州知名的野味黑市——增槎路华南综合楼暗访时，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附近装修略为考究的一些酒楼均有珍稀野味出售，其中一家叫唐记野味购销服务公司的售点，自称有可用于煲汤的猫头鹰、穿山甲、巨蜥。有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称：国内每年填入饕餮者口腹的猫头鹰达数千只。
　　广州警方介绍，这些珍稀野物以前多在城乡接合部销售，食用者多为市民。在加强宣传和打击后，普通人食用珍稀野生动物的现象大为减少。
　　但非法消费不断地向市中心的高档酒楼转移，甚至有四星级酒店参与。食客也变成了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位森林警察反映：“每次查这种酒楼，老板与食客们就能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来求情或施压。应付这种压力，比办案更难。”
　　正是由于这些食客强大的购买力，那些以前很少出现在广州野味黑市的珍稀和濒危物种开始变得频繁起来：金雕、白鹇、熊掌……
　　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失范的消费市场？
　　了解广东餐饮文化的人士称：“食野味”是华南地区的特有传统饮食文化，有“宁吃天上三两，不吃地下一斤”的说法。“药补不如食补”本是科学养生观念，但当它被不加节制的欲望推动后，就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不符合环境与生态伦理的道路。而当吃珍稀野物可以显示身份与地位后，消费就会更加变本加厉，“越不容易吃，就越想去吃”。
　　另一方面，虽然相关法律开始出台，但是，多年来积累与形成的销售网络有着巨大惯性。贩卖野生动物从业人员众多，并在这十多年中获得丰厚利润。一些犯罪分子即使想转行，也因为有大量货款滞留在酒楼或“行家”手上，一旦收手不做，货款都没有了。

恶果：生态失衡
　　这个失控的市场，最终让包括金雕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面临灭顶之灾。
　　目前，对于中国金雕种群的下降，还未见权威统计。但两个例子可以窥斑见豹：长沙林业局局长称，湖南只剩１６只金雕，这使得该省将金雕选为“省鸟”的计划大打折扣；在西北野外长年研究鸟类的中科院鸟类学家李来兴说，在近十年的野外工作中，他看到的金雕不足十次。而当地一些老牧民称：十几年前，这种神鸟在蓝天中翱翔的身影，时常可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动物学家对此发出了严厉谴责：“他们在扰乱自然界的整个生态系统！”
　　这位动物学家分析，目前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鼠害，与对金雕、猫头鹰的滥捕滥杀有关。鹰类是鼠的天敌，可有效抑制过多的老鼠咬断草根。现在鹰少了，老鼠横行，大片大片毁坏草地。这使因气候、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沙化进一步加剧。
　　为了灭鼠，国家又不得不拨大量资金，甚至成立专门机构。以青海为例，国家每年拨发的灭鼠基金在１亿元以上，西藏、新疆、内蒙等牧区莫不如此。结果，鹰类又因吃了有鼠药的老鼠而死。还有一些以食鼠为生的鹰、草原哺乳动物，因为无鼠可吃活活饿死。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说到这里，这位动物学家扼腕叹息：
　 “自然界原本有非常完美与精微的调节系统。例如这草原，人、牛、羊、马、狗、鼠、鹰、狼，各归其类，各取其用，又相互制约。千百年来，草原一直生生不息。但现在，人却向这个系统过度索取，突破了生态伦理的底线。这个系统就乱了——就像灭鼠，鼠没灭光，结果杀死了很多金雕和猫头鹰。
　　“我们该清醒了，当这个系统被人为扰乱后，还想不合自然规律去干预和主宰，只会顾此失彼，甚至可能受到大自然更严重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