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的权利 ——从李某某案说开去

法律若不保护“坏人”的权利，“好人”的权利也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强奸案的嫌犯或被告人可能被冤枉，此乃不大为人注意的事实。而本案被告恰又同时偏逢多种可能的不利因素，也正如此，才更应强调其申辩权。

如果民众都不信仰、坚持法治，又如何要求掌权者与强势者？这反而给掌权者和强势者不遵守法治、不尊重人权包括钳制言论，提供了便利的口实。

在当下我国，人权和法治看似早已是常识性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但现实远非如此乐观。近年来热点案件的舆论反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近日梦鸽辩称李某某轮奸案实为卖淫嫖娼，且被害人挑逗在先，再次引来一边倒的汹汹攻讦乃至谩骂。

这并不新鲜。与之前的幼女强迫卖淫案（又称唐慧案）、药家鑫案等一样：舆论反应激烈、一边倒地声援“弱势者”、声讨“强势者”，不同的声音微弱且频遭围攻，可能已影响到司法审判，它有正义之名，难以为人们警觉。这也正是当下我国某种极为普遍、严重的社会心态的生动反映。我深感有些常识仍有必要进一步重申。

自我申辩乃当然的权利

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为其子申辩，再正常不过，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这个家庭并无好感，尤其是李某某，据媒体披露，可谓充满劣迹；但越如此，越要提醒自己保持理性和中立。

一个真正信奉人权、法治的人相信：法律不仅要保障“好人”的权利，也要保障“坏人”的权利，即使再罪大恶极的嫌犯、被告人——这正是人权和法治的要义所在。

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沦为嫌犯或被告？正如淫秽杂志《皮条客》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所感慨的：“如果法律连我这种人渣都保护的话，它肯定也会保护你们这些好人。”这些道理，本是稍知现代法理的人都应明白的常识。但一到现实中，却又变得苍白无力。

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梦鸽有权认定是性交易而非强奸吗？其言行属于袒护其子不择手段的恶意中伤，已超出了申辩的权利。然而，如果法律只保护“正确”的辩护，那么将没有辩护的权利可言。再说，作为旁观者，谁又能确定其申辩并不属实？正是我们无法确定，才需要通过司法过程来判断，同时应尊重其申辩的权利；若属捏造，则如被害人杨女士的律师声明的那样，将“面临被追究诽谤罪的法律风险”。这也说明：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否属实则应由证据和法律说了算。但很多批评者显然已预设梦鸽是在说谎，并以此来说话——这无疑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对其申辩自可质疑，但应基于事实和逻辑，而非根本上否定其申辩权。而且，其申辩在法律上完全合乎逻辑。因为若属性交易，自然不构成犯罪；至少可说明对方也有过错，从而可能获得从轻处罚。都是人母，为何人们对唐慧为其女维权而采取法外手段一致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