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反标”案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敌情”有一个新的判断：“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记得为此自己曾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为此14岁读高中时就因没饭吃、缺课多，被学校确定为有“反动思想”，全校开展批判，团内留团察看处分。读大学时的“肃反”运动中，又因为对一同班同学的大字报，说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话，再次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到后来，“反右”运动检查三次才过关，并下放20年。

“文革”时期，我是所在单位被揪斗的第一人。这个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阵阵落不下。毛泽东曾指责周恩来距右派只有50米，其实冤枉。但对我而言，那时，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我就会心惊胆战地感觉和自己近在咫尺。现在上峰终于说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话，也许今后我的日子就会相对地好过一些，所以高兴。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为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思想负担很重，整宿睡不着。由于过度紧张，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请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把那在当时谁也不敢忘记的“忘记”忘记了。声音很高，别人都听到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好在同室的人没有“运动乐”，大家谁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难。但他错读的这句话，倒确确实实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况，还使得我有个“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案，就自然首先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