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20130829）

N0.1 土地管制的制度成本

《经济观察报》 2013年8月23日 周其仁

（原文摘编）土地用途管制一旦引入，相应的制度成本就随之发生。该制度的三大要点，每点都有耗费。比如仅把现有土地丈量清楚就非常不容易。第二次全国土地资源调查的结果，迄今为止尚未发布。耕地数搞不准，土地规划云云，岂不是空中楼阁？

建设用地要以指标为凭，是第二笔费用。说来也容易，用地指标一律由主管部门分配，不就行了吗？可主管部门根据什么来分派指标？凭面积？凭人口？凭经济总量——取哪一个指标度量？凭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又取什么指标度量？还是凭各地方的行政级别？

这是废除了市场的代价。本来有限的资源大家都想要，价高者得就摆平了。可非说土地特殊到市场失灵。那选别的标准定优先顺序罢。甲地吸引外资多；乙地搞国家重点工程；丙地是老少边穷。还有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人情啊、关系啊、好处啊。

最大的代价，是土地用途管制与各类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脱了节，从而带来土地利用方面的巨大浪费。本来是人口劳力、经济机会及企业家与投资家的流动等，才带来工业化、城市化之大潮崛起，因此土地资源的配置要受变化的相对价格的指引，把好钢用到刀刃上去。但是把土地从市场拿到管制的官场，配置准则就不能不扭曲。

从这点出发，我可不认为2012年以来的经济下行，仅仅是全球需求收缩引致的。国内日益升高的制度成本，对此亦有贡献。稳增长要顾及这一点，就要找出重新降低制度成本的办法。

【推荐理由】土地总量与用途管制的一大效果，就是阻遏工业化、城市化的自然进程，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本来在市场条件下，人员从农村向城市、内地向沿海流动的结果是，城市与沿海尤其是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单位面积居住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即人均居住占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这样内地农村的宅基地和道路就能复耕为田地，土地实现集约和节约使用。

N0.2 再不道歉就迟了

《中国青年报》  2013年8月23日 张鸣

（原文摘编）近来，为“文革”期间做错事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