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年轻化”涉嫌年龄歧视
■正治意见
目前继续提 “干部年轻化”是不适当的，与我国公务员实行法制化管理的精神不符
蔡定剑
据3月2日《长沙晚报》报道，湖南将大胆选拔一批1970年代出生的厅级后备干部，培养选拔一批35岁左右的县（市、区）党政正职。
这让我想起，最近去县乡调研，遇上几位锐意推动基层改革的老朋友，刚过50岁，都说按组织部门的规定要退居二线。虽然过去也听说过这种事，但看到这样一些富有事业心的干部正当壮年就不能干事，仍深感惊诧。
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了公民有平等权，包括获得工作、晋升提拔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机会的平等。以年龄划线，这不是违反平等的职业歧视吗？
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地方组织部门形成了一种用人政策，在干部的提拔晋升上以年龄划线，有的地方规定：过40岁不能提拔科级干部，50岁不能提拔处级干部，55岁不能提拔司局级干部；科处级干部50岁都要退居二线。法律规定公务员60岁退休，但更高级的领导可以到65甚至70岁退休。可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升迁进退是按年龄划线的。职务越低，不能任职的年龄越小；职务越高，可任职的年龄越大。
对领导职务需要设定一定条件，但应基于这一工作内在的客观需要。因此，除了某些有特殊规定的职务外（如国家主席必须40岁以上，有的国家规定议员当选年龄要比法定选举年龄大，大法官必须一定岁数以上），在法定年龄内，决定一个人能否任职的，主要应是能力、工作表现或专业水平，不应是年龄的大小。
担任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两方面：由体力、精力构成的身体条件；由知识、人生经历和从政经验构成的能力水平。45岁以下，体力和精力好，但能力可能不足；60以上，工作能力强，但可能身体和精力差。所以，从科学的角度讲，45岁到65岁是既有精力又有能力的最佳时期。规定四十多五十岁不能提拔，显然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资源。而且根据那个干部政策的规定，年龄越大的人却可以担任更高级的领导职务——六十、七十多岁的人有精力处理好国家大事，五十多岁的人怎么就没有精力当好县乡领导呢？
以年龄划线是长期执行所谓“干部年轻化”政策的结果。“干部年轻化”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文革”结束后，受迫害的老同志回到工作岗位，机关干部严重老化的问题而提出的。这一政策当时有积极意义，但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而目前继续提“干部年轻化”则是不适当的，与我国公务员实行法制化管理的精神不符。
事实上，“干部年轻化”实行这么多年，已经累积了诸多负面效应。比如官越来越多，干事的越来越少。举个例子，如果某局有5个正副局长，且都是2000年提拔的，到2005年50岁的退居二线，再提拔新的，这个局就会有更多的“局座”。如此下来，官迅速增加，人民负担日益加重，工作效率却在下降。
还有，“干部年轻化”助长了基层干部的浮躁。由于提拔年龄卡得很紧，每个干部都以被“提拔”为主要目标，想尽快出政绩，不惜采用暴力、野蛮的手段，不惜牺牲环境、资源和人的权利，没人想在一个位子上干得太长，也不可能干得太长。组织部门也以“提拔”而不是做好干部管理为主要工作，领导职务不再是一种必要的工作需要，而成了让更多的人分享的福利待遇。
此外，“干部年轻化”还造成国家资财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国家培养一个干部要花很多钱，要经过培训、岗位锻炼、考察学习等诸多环节，等他们可担重任了，年龄差不多四五十岁了，却也快下课了。让这些干部在干事业的黄金时期“退居二线”，美其名曰“培养年轻人”，何其残忍！就这样，把刚培养成熟的人靠边，又开始新一轮选拔，如此循环，我们的干部主体队伍始终处于培训过程中，始终在有待成熟的过程中。
为什么这种有害无益的做法在地方会得到有效执行呢？它背后有某种利益驱动。正像有的民谣所说，“要想富，换干部”，干部提升加快，每届新领导就有机会提拔一批“新人”，换干部便成了搞腐败、培植私人势力的途径，成了一些地方领导和部门扩大权力、增加寻租机会的幌子。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