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译者言】在西学的故纸堆里
“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远，而在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动机或不乏惩恶扬善，却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责任编辑：刘小磊
冯克利近影。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结束，因苦于无书可读，便又自学一点外语，从此有了为自己打开另一个阅读世界的可能。不过，我读书虽然既多且杂，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著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著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便都是这种心情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友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做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总免不了要写一点绍介导读性的东西，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致，但自忖念书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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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Ash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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