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保自己 陈徒手说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些年那些事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书是2000年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2013年5月，该书修订版出版，同期出版的还有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