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小常庄 中原的一个村

  这是减免农业税的第二个年头,但村民们却发现:涨价,几乎与免税和补贴同时到来。图为常文付老两口。徐楠/图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19日-22日 

  
  阳光正好,两个老人扛着锄头从“小常庄”的牌子边上经过。身影渐渐没入参差的农舍,背后留下依稀的河南口音:“天气预报说:今年暖冬哩。”
  
种粮亏损的局面得到扭转
  乡里的农业税征收大厅,卷闸门一拉到底,彻底挂上了大铁锁。
  这是减免农业税的第二个年头。但63岁的吴晓亭发现:涨价,几乎与免税和补贴同时到来。
  “100斤尿素,以前70元,现在要110元,100斤二氨,原来90元,现在涨到了150元。”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生产资料补贴,全部加起来,一亩田的最高补贴将近50元,低的也有20元。“可每亩成本高了大几十块。”
  六十出头的农妇利新华说:“雇收割机收一亩麦子,今年要35-40元了。”工价普遍涨了。现在盖一座二层小楼,要将近十万元。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是六七万元。
  这一切的直接背景,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普遍上涨,再向上追溯,是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这对吴晓亭和利新华来说,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可当他给农资贩子掏出皱巴巴的、金属线几乎已经脱落的血汗钱,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世界市场这架庞大的机器。
  利新华从来不敢把仅有的不到三亩地全部种上一种作物———“那行情要是瞎了,俺们连西北风都没得吃了。”
  她和老伴的生计来源是两亩三分责任田,今年打出1500斤小麦,以每斤六毛三的价格卖给了收粮贩子。她不知道:5月份国务院宣布了:今年对粮食实施最低保护价收购,三等的能收到六毛九,一等的能收到七毛三。
  唐河县粮食局局长陈德贤说:“今年这是粮价放开以来,国家第一次实行保护价收购,中央财政投入了50-100个亿。如果不托市,搞不好会落到五毛八左右。”
  但利新华不爱看新闻,也没有人上门向她解释这一切。老两口住了近40年的小院远离大道。冬日的暖阳下,他们在院子里叹息:“七毛多哩!”
  语气里甚至没有丝毫抱怨,这么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惋惜。
  种粮亏损的局面得到了扭转,这是变化;但农业种植的普遍低效益、农民在价格体系中的绝对被动,依然故我。
  
耕地紧了,土地俏了
  在小常庄,杨炳新已经不怎么关心粮价了,尽管在八年前,他是杨户自然村最穷的一个。
  10亩雪松改变了他的命运。雪松的背后,是他在县教委分管园林基建的叔叔杨国奇。1998年,杨国奇到江苏出差,他看到了华东城市的快速扩张,听说政府需要采购大量苗木。
  没有耕地的杨国奇,怀揣2万元,找到了没有本钱的杨炳新。叔侄俩签了一纸合同,完成了资本和土地的结合。
  五年后,合同终止,杨炳新赚得20万元,杨国奇获得30%的回报。他以类似的模式入股或投资了近1000亩苗木。
  2004年,开发区建厂占地的补偿,是每年每亩350元,今年,已经是700元了。人们在议论:“手里这点地,可要攥紧了。”县林业局曾经有位科长带了投资商来,想成片发展风景树。最后失望而归———杨炳新站在地头顺手一指:“这一片至少是几十户的地,一家一家谈下来,哪一家都不容易。”
  土地是越来越“俏”了。有了补贴,就算不种,也不至于亏本。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出租自家的土地。
  今年,杨炳新以每亩250元的价格,从两家农户手中租到3亩地,“可费了大力气了,这还是关系好的呢。”
  加上这两块,他的10亩耕地分散在六个地方,最远的相隔两里。村里早已没有机动地,杨炳新想要扩大种植,已是难上加难。
  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获得审议通过。但是耕地紧了,土地俏了,这是变化;但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依然极度分散,早早封住了效益增长的空间。
  
农信社改革依然在过关
  杨炳德笑着说:“早些年他(杨炳新)光找我贷款了。”
  杨炳德是小常庄20年的农信社代办员。他说:1996、1997那几年贷款还比较多,全村每年十来万元的样子。到了今年,只贷出去了一万多。
  从1986年到1996年,杨炳新年年通过他这位远房兄弟办理贷款———买拖拉机、买耕牛、买种子……
  但是如今,向农信社贷款的程序是:担保,需要五户联保;抵押,则要房产证、汽车或者存单。杨炳新就是具备这样条件的农户,但他已经不需要贷款。
  惠建民就完全不同了。2006年,他的20多头猪只产下30个猪仔,正常情况下,20多头母猪起码该下100多猪仔。兽医也说不清是什么毛病。老惠一憋气,老胃病又犯了。
  他是惠洼有名的“干家儿”,养了20几年猪,饲料配方都是“独家秘方”,2004年,他专门包下200多平米的一块地,亲手搭了新猪圈。他的新家就盖在猪圈旁边,寒冬腊月天,夜里也要到圈里去看看。20多头猪,是他全部的心血。2005年行情不太好,他咬牙挺着,全凭养猪名声响,在饲料商手里赊到了账。
  如今,两三万元的债务,让他在这个暖冬里阴冷地枯坐着。
  他想贷点款:“能给我一万就行,明年我就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已经很难符合信用社的贷款条件。村书记傅军杰为一个农户担保了5000元,现在成了自己的债务,于是再也不敢做这样的担保。
  “前些年的贷款,还不上的太多,”古城乡农信社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要是谁家老太太脑血栓,说看病要花3000元,这个款肯定不能放,因为他没有偿还能力。”
  早在2003年就提上议事日程的农信社改革,今天依然在艰苦地过关。
  作为村集体,小常庄至今欠农信社近100万元,“早年修学校、铺路、买树苗,没钱就贷款,干部换了,还能找谁还账去?”1990年代末期,所有的村镇都在兴办乡镇企业,农信社大量放贷,“那时候全是政府干预,这是农信社最大的历史包袱。”
  农信社在改革了,唐河一个县一年就甩下了2000万元的历史包袱,这是变化;然而农信社毕竟已经在商业银行的路上走出很远,农民越是没有抗风险能力,就越是无处融资。
  这一年,机构改革使古城乡政府由298人缩减到87人,乡党委、政府大院一下子空荡荡的。小常庄唯一一名进入乡政府的年轻人,也被精简了。“在县里打工面子上抹不开”,于是去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工地。“卖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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