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未定稿】雪夜孤灯读奇书

劳改局按男女犯人的比例向劳改劳教农场分配药品，西湖农场男犯多女犯少，妇女药品就有剩余。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乌鸡白凤丸，我每天把5个“大蜜丸”捏成馒头大，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我准备“重新做人”

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对被惊天海啸冲击过的海滩城镇，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它原来的模样。但是，每一块碎片都叙说着一个故事，破玻璃仍闪闪发光，它曾把空间隔离出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过它遥望蓝天碧水，展开幼年漫无边际的幻想；倒塌了的楼台歌榭，如今廊柱横梁虽冰凉如铁，也可向你回忆它包容过的温馨与热烈，喜剧和悲剧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0岁开始写自传体小说时，写了一首七绝，名曰《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证明我回忆的确切性，而不会让我“恍如隔世”的，因为有几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密密麻麻地有我当年的眉批和上万字的读书心得。

我怎么会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呢？

我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被押送去劳教农场——甘肃省贺兰县西湖农场。对我的处理是对“右派分子”的顶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21岁的我，是被《人民日报》批判过的，在那时还是小城市的银川，出了我这么一个被“中央”点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来。对我的批斗铺天盖地，但押送我时却十分草率，仅派了一个管伙食的干部领我一起跟着小毛驴车踽踽而行。这种毫无仪式感的押送我启程去“教养”，让我颇为失落。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行李是母亲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几件，书本却很多，为了“彻底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我特地带上了从来没有读过的《资本论》。这本《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实是从我工作的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借来而未还的书，内外崭新，还没人借阅过。

老母牵着幼小的妹妹倚着土坯房的黄土墙目送我远去，虽依依不舍，但以为我好像还有远大前程，因为在她有教养的头脑里，“教养”一词总是与“绅士”连在一起的，绝对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觉得经过一番“教养”会“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伤。书全部装在一个黄色的藤条箱里，可是到了劳教农场，管教干部却把文艺书籍都没收了，只允许带《资本论》进“号子”。

经过“大跃进”没日没夜的繁重劳动，加上抽干骨髓的饥饿，我把能换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劳教分子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场”上换了吃食，连枕头都换了（枕头是绣花的，还有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厚达1026页、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便被我包了块破布当枕头，可说是夜夜和马克思“零距离接触”。这本书使我的一生保持了连贯性，前后两段人生也获得了完整性。

我的逃亡之旅

1960年，劳教农场开始陆续死人了，每天都会从“号子”抬出几具尸体，有的在出工的路上干脆倒下，一卧不起。说“饿死”太敏感，说“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总之是因长期吃不饱而死。劳教农场就把数千名劳教分子按身体情况分为每日劳动二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四个队，我被分在二小时队，可见我已经非常虚弱了。然而，恰恰这个队是死亡的重灾区，在我身边前后死了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有一个据说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对改良马铃薯品种做出过贡献，他帮助欧洲人解决了粮食问题，回国后却因“长期吃不饱而死”。这种命运的讽刺使我躁动不安，虽然身边有马克思相伴，还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肃宁夏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我亲眼看到一对躺在炕上的老人脚下的铁锅里，煮着一个刚出生的死婴，令我当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