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示读者以大信（40）

《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忠义才是“刘阿斗”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其实，忠义的主题早就走了麦城。请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的队伍，原本是背叛汉室的“反政府力量”？这真是笑话！

问题是，这样的笑话，却几乎没有人戳穿。因为我们喜欢忠义，我们吃这一套。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法治传统。契约和法治都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或者说，只能“以诚信代契约，以道德代法治”。这就首先要讲“忠”，其次要讲“义”。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至于它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我们有这个“阿Q精神”。

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张辽知道关羽迟早要走，报不报告曹操呢？不告，是对曹操不忠；报告，是对关羽不义。这就有一个“忠字当头”，还是“义字当先”的问题。最后他的选择，是先忠后义。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 忠在义上。所以，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国，忠却是个问题。投降的将领，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黄忠之投降刘备、潘濬之投降孙权。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黄忠则投降了两回，先降操，后降备。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义”，整个“三国史”怎么写，便都成了问题。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做臣的要想，今后战败被俘，能不能“有条件投降”？做君的则要想，降敌的人又回来了，我还要不要？

这就要找说法，做解释，打圆场。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条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那就是难能可贵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对方接受条件，那就是“义”。如果还信守承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大义”。这就不但必须肯定，还必须加以回报。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如不回报，以后谁还肯讲“义”呢（《且说〈三国演义〉》）？

于是，一贯被骂作“不义小人”的曹操，这一回却表现得“义薄云天”。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华容道被关羽“义释”。

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线救国，有条件投降，都是“忠义”。这当然很受欢迎。因为从今往后，我们都有后门可开，有退路可走。只不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这才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然而改编《三国演义》，又不能没有这“刘阿斗”。没有了“忠义”，《三国演义》也就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可就只有权谋了。

诸葛亮，就是这样变成牺牲品的。

诸葛亮的“被权谋”

“三气周瑜”的诸葛亮，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历史上的诸葛亮，原本是个正派人。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求真务实，执法如山。这样一个人，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恕我迟钝，实在是很难将这些品质，跟“权谋”二字联系起来。

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擅权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他哪里会玩这一套？所以刘备打仗，并不带他。打益州，带的是庞统；攻汉中，带的是法正。庞统这个人，是比较无耻的。刘璋请刘备入川，帮他对付曹操，庞统却劝刘备趁机把益州吞了。刘备犹豫，庞统说这有什么关系。事成之后，封他一个大国，不就行了（《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屁话！啊，你抢了人家一栋楼，然后再分他一间大房子，这就叫“忠义”了？但刘备就喜欢这样的。

罗贯中也喜欢这样的。因此，他不但帮庞统编了不少故事（比如献连环计），还按照庞统模式给诸葛亮“整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气周瑜”。这当然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不过这没关系，可以虚构。问题是，你也要写得好，才行吧？好不好呢？要讲吸引人，那是够“精彩”；要讲有格调，那就谈不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在这个故事中，“风流儒雅”的周瑜，被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而诸葛亮，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三国演义〉序》）。前面一条也就罢了，后面一条却大成问题。因为《三国演义》高举的，是“道德的旗帜”。作为其“男一号”，诸葛亮怎么能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如果瑜亮二位都是小人，他们的斗争，岂不成了“狗咬狗，一嘴毛”？

那么，“三气周瑜”中的诸葛亮，是小人吗？是，而且“小人得志”。你听他安排军士们喊的是什么口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不是智力的较量，而是故意的羞辱了。真正的英雄，可不兴这样。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言，倘若是英雄，就该惺惺相惜。靠阴谋诡计去消灭对方，这“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且说〈三国演义〉》），又哪能再幸灾乐祸，出言轻佻呢？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曹操如何对待关羽，便高下立判！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这就绝不是真正的诸葛亮，也不该是人们崇拜的诸葛亮，只能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所以，就在这“冒牌货”猫哭耗子之后，庞统便钻了出来，两人又是一番嬉皮笑脸（《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顺便说一句： 陋儒，是胡适先生的评语。

不客气地说，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次“走麦城”——“圣人”写成了“小人”。原因，是要把诸葛亮“权谋化”。权谋化的原因，除作者自己喜欢外，也因为读者喜欢。这事我另有文章讨论。实际上，如果只是讲权谋，而读者和观众又能有一个好的心态，那还问题不大。如果还要把权谋和伪善结合在一起，那可就害人不浅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便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诸葛亮不出山，待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诩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待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以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

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 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 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 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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